正月十五，农场第一个初中班开学，原来在县上上学的孩子们也都来了。但是，面对着教室里的情景，我可难住了：让我教的班说是初中一年级，其实有一半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教室没有任何课桌椅子，四五十个学生乱糟糟地坐在高高低低的小板凳上、石头上、土坯块上。冷风从墙上大洞嗖嗖地吹进来，好多学生浑身不断地打着哆嗦，冻得鼻涕直流，教室里一片（吸鼻涕的）唏溜声。孩子们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有的裹着老羊皮筒子，有的穿着大人的破棉袄。有个叫韩有民的大个子学生缩在墙角畏缩地瞧着我，竭力把露在外面的冻得小红罗卜似的脚指头藏在他的破单鞋里。他们的本子也五花八门，有的是以前用过的旧本子，有的是把翻过来的旧传单用线缝成的本子，甚至有他们的父辈从老家带来的破记事本。他们的桌子就是膝盖上的一块硬纸板或自己的书包。更叫人难办的是有的学生带着他们没有上学的弟弟妹妹，有几个怀里还抱着小弟小妹（他们的父母白天都去了大渠工地）。抱孩子的女生不敢坐下，靠着墙站着，轻轻拍打着、哄着怀里的孩子，让他们别哭。不知道哪个小孩把尿尿在了教室地上。尿很快冻成了冰。一个迟到的男生秦大地慌慌张张跑进来，踩在冰上，“嗵”地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一阵幸灾乐祸的掌声笑声随之而来。一个名叫阿布拉的哈萨克族男生对大家喊道：“大地摔的姿势好不好？”男生齐声回答：“好！”阿布拉又喊：“大地摔的动作妙不妙？”“妙！”阿布拉再喊：“大地再摔一个要不要？”此时，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一起拼命扯着嗓子有节奏地齐声高喊：“要！要！要！”秦大地爬起来，向阿布拉扑过去，结果，又被滑了一跤，第二次重重地摔倒。顿时，欢呼声、尖叫声、秦大地的哎呦声和他自己的笑声混在了一起。男生拼命地鼓掌，夸张地仰天狂笑，女生们也由低声窃笑变成了哈哈大笑。

点名了，我让被点到的学生把手举起来认识一下。有两三个学生没有举手，把双手藏在袖筒里。我走过去，让他们把手拿出来。手伸了出来，我全身一阵颤抖。这些手的手面全是一块块孩子本不应出现的硬茧；手背红一块、黑一块，黄一块，满是冻疮，有的还流着黄水。手背上布满了一道道的裂口，手一绻，从裂口就渗出一个个细小的血珠。我久久地抚摸着这手背，心阵阵收紧，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赶快把窗户安上，做一个门，教室里安个火炉！我要尽我的力量让学生少挨一点冻！我一定要给这些可怜可爱的孩子们上好每一节课！

下面两三天，我领着全班学生打扫卫生，把教室修补布置了一番。场里派人来安了窗户和门，门窗都是旧的，窗户只有一个，不大，教室十分昏暗，但总比挨冻强。宋主席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个旧铁皮炉子。于是我又连着几天带着学生下河滩砍刺儿条，（一种很耐烧的灌木，上面长满长长的尖刺。）直到教室门口的刺儿条堆到跟房檐那么高为止。

更让我为难的事情是，这个班就我一个老师，两个年级所有的课都是我一个人上。(物理、化学、音乐、体育都先没开)课本也不统一，有的课干脆就没有课本。但这个任务我已应承了下来，这个包袱反正甩不出去了，只好硬着头皮先干着再说。

怎么上课？我想的办法是，上半节课先给五年级上数学，初一学生预习语文；下半节课倒过来，五年级上语文，初一上数学，作习题。政治、劳动、历史、地理合在一起上。有的课程像历史、地理没有课本，我就自编自讲，学生倒也很爱听。课也就这样连滚带爬地开了起来。

多少年之后，我当了教授，才在一本教育词典中知道，当年我那种教学叫什么“复式教学法”。

从此，冬天我每天早早来到教室，生好炉子，让教室有一点点热气。但上课的时候，门得大开着，要不然我讲课的地方，写在黑板上的字学生看不见。中午不回家，因为家在四连，怕下午上课时间来不及。中午饭就在教室里吃，抓紧时间改改作业，和回不去家的学生聊天，晚上到来不了的学生家里补课。

天暖和了，学校要盖新教室，打土坯的任务完全交给我这个班。除了下雨天不能打之外，其他日子几乎都是半天上课，半天打土坯。以后又是参加场里的夏收、秋收、修渠和各种各样的突击性劳动，几乎没有休息天。

新教室盖得很慢，盖好后当然先给小学的孩子用，几年后，我这个班才用上新教室。这几年，我一直在这间曾经作过羊圈的教室里上课。课余，我常常给学生理发，帮掉了衣服扣子的男生把扣子钉上，把收上来的破本子用线缝好。一些最贫困的学生也穿上了我给他们的旧衣旧鞋。有时孩子们自己捉来的呱嗒鸡（野鹌鹑）送给我，那是他们在河边林子里下网抓的，学生家长也时不时地送来雨后刚从土里冒出来的新鲜蘑菇。

艰难而又忙碌的生活日复一日，困苦与欢乐、平淡与充实交织在一起。我常常在深夜因劳累过度浑身疼痛难以入眠，我就想明天的课怎么安排更好？秦大地、翟文高同学因帮家里打场碾麦而耽误的课如何补上？许美芳和男生打架的事明天该怎么了结？在偶尔空闲的夜晚，我常常躺在破泥屋的床上，听着屋里乱窜老鼠的吱叫声和屋外阔勒苏河水的轰鸣声，久久地望着窗外星光闪烁的夜空，望着那在云里时隐时现的月亮，脑子里什么也没想，一片空白。因为我早已认可了像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准乱想，更不敢奢想的。

然而，不敢乱想的事却悄悄地向我走来。平静的生活起了一阵涟漪，最初的传奇如梦一般地开始了。

动荡的年代，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也接连传到了这边远的农场。

先是一只由专区组织的工作队进驻农场，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把个农场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像我这样一个在当时“不可靠的”边缘人物，也免不了尝了尝“专政铁拳”的味道。

事情的起因是：工作队的姚队长对女知青不轨，女知青怀孕，要死要活要自杀。几个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啥样的知青——包括我——写了状子上告。谁知状子落到了被告者手里，由姚队长自己来“严肃处理”。这样一来，这几个告状的知青要吃的果子是什么，那是可想而知的了。幸而工作队有人以最快的速度让学生半夜带条子给我，叫我“快逃”。于是我连夜仓惶逃回省城家里，半年不敢回场教书，整天“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