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悉人的眼里本人是个忠厚长者。然而我确曾当过一次窃贼。那是在1976年，本人下乡插队的第七个年头。我所在的生产队来了四个裁缝匠，三男一女，其中一对是夫妇，其他二个是这夫妇的什么亲戚。他们来自浙江。那个年代在闽北山区农民男婚女嫁要做些新衣，或全家人要添些新衣时，就把这些人请到家里来，三餐吃东家的另外再算些工钱。因当时农民普遍都较贫困，工钱常被拖欠。说起来，这些人常年在外乡四处奔波也是够艰辛的，但经济收入上会比当地一般农民高一些。

当时来我村的这四个裁缝住在生产队的仓库的楼上。正值秋收季节，队里的一些青年农民将收割来的稻谷挑到仓库后，常会上楼找这些裁缝抽抽烟、聊聊天。我这很阴郁的穷知青也不例外。为什么说是“很阴郁”？因为与我同时下乡的很多知青通过各种途径或招工、或参军、父母亲有能耐的还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已走了不少了。留下的知青多是家庭没有背景，正要经历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变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光荣”历程。何况本人是“四类分子”的子女，头上还戴着“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桂冠。你说那时我能不阴郁吗？

与这些裁缝匠比，在各方面受严格控制的年代，他们能凭手艺走南闯北，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我们这些知青却只能仰仗上头能来招工、招生。上头不开恩，你只好在这穷乡僻壤当一辈子的农夫和樵夫。“同为异乡为异客”我们却显得那么无奈，那么无能。当时他们有一架价值五，六十元、三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一般工人月薪约三十多元）是整个大队的稀罕物。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在摆弄那收音机时就砰然心动，在觊觎心理驱动下，经过多天观察，终于在一天我将收割稻谷挑进仓库后既没有上楼玩，也没马上出去，而是躲藏到一个谷仓里。在里面猫到楼上那些裁缝出去到东家那儿吃晚饭时，我迅速窜上去，那收音机果然就放在床铺上，我匆忙将它藏到腋下，顺手牵羊又将一双长统雨靴穿走（当时劳动全都是打赤脚）匆忙逃离仓库。

这宗盗窃案在当时治安状况良好的小山村引发很大轰动，裁缝匠分别向大队治保主任及几十里外的公社派出所报了案，让我紧张了好几天，所幸未查到我的头上，过了个把星期也就不了了之。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在半夜躲在被窝里打开那收音机偷听“敌台”，“美国之音”当时有《英语九百句》教学，我就从那时步入英语学习的。

往事如梦如烟，我不知自已何以要将这不光彩的往事写出来，但可以肯定的不是为了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