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迷魂招不得

"扎根"不知何时已被"拔根"悄然代替，这后者似乎比前者来得更为强烈，强烈到难以回旋的地步，致使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另觅出路"。

从河南回来后，我又认真考虑了我的具体情况，想到我是"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尽管是当事人拒不承认的），所以要想解脱政治上的苦难也太难了。

老辈人常说"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我想，靠一技之长也许能闯出一条改善生活的路子，从此我便痴迷于学各种手艺。

第一个设想是做裁缝。这一设想当然是从小康妈妈身上受到启发的。身单体弱的康姨可以说手无缚鸡之力，但靠着一手裁缝手艺却能比较轻松地挣工分，对家庭的贡献也远远超过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儿。同时做裁缝整天都在室内干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天冻不着，太阳晒不着，只要有活计，一天也闲不着，闲不着就不耽误挣工分，仅此就已经够使我羡慕了。我想凭我织毛衣的心灵手巧，凭我有文化看得懂裁剪书籍，快速学会裁缝手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说干就干。在不耽误劳动的情况下，我有空就到康姨那里，看她踩缝纫机，看她拿着剪刀裁剪各种上衣和裤子，问她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同时瞅空子在她的缝纫机上练习基本功。

首先我拣出康姨做衣服剩下来的小布块，在机子上练习走线。刚学的人手和脚不会协调，用手使劲一启动机头上的轮子，机头转起来了，但脚一踩上去，本来顺着转的机头却倒转了起来，而且线也随着机子的倒转嘣的一声断了。好容易练习得手脚能协调并用了，但面线和底线松紧老是调节不合适。不是面线紧了，底线结了一疙瘩；就是底线紧了，面线浮在布的表面，松弛弛的手一拽就开。而且软硬不同薄厚不同的布料，其面线和底线的松紧度要求也不尽一致，这都要反复摸索才能掌握。

不过我终于能悠然地把缝纫机踩得咔咔响了，双手也能随着脚底下的动作自如地转动着布块，让那线条在小小的一块布片上随着我的指挥走成圆形、方形、S形、锯齿形等等。

第二步我得实弹演练，当然想拿康姨的活儿做试验品。但别看康姨性格柔弱，可她怎么也不答应让我在她的活计上动手，怕出了差错无法给顾客交代。于是我将自己的一件中式条绒上衣拆了，照着原来的缝纫痕迹把它重新缝制起来。

翻新了三件上衣后，我又开始学剪裁。其实早在我学踩缝纫机的基本技能时，我就已经注意康姨是怎样裁剪衣服的，在我拆开旧衣服翻新缝制它们时，我就已经在琢磨它的剪裁原理了。有了一定的成功与失败的翻新演练之后，我就花一块六毛钱买了六尺花丝布，自己独立剪裁缝制了一件中式棉罩衣，穿上一看，居然还很像样子。

我曾天真的以为，学好了裁缝手艺就能靠它挣工分养活自己。其实还有好多实际问题在制约着我，首先一台缝纫机就要二百块钱，我上哪去筹集这笔钱呢？

第二个设想--学医。我下乡前即对医学很感兴趣，不过起初我并没有准备靠它给自己谋出路。当"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祖国的大地上时，我才真的动了这份心思。

二○○六年，曾有一个年轻的语文教师问我："什么叫做赤脚医生？"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她：从修辞学上讲，"赤脚医生"这一名称用了借代的手法。因为南方农民干活不穿鞋，所以用"赤脚"这一外貌特征借代农民。那么"赤脚医生"即指"农民医生"，其实就是没有进过专门医科学校的，自学成医并行医的人，它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

那年轻同事睁大眼睛惊奇地问："人命关天啊，为什么没有进过医学专门学校的人会有资格行医呢？"我又告诉她："那个时期，做某些事，条条框框很多：比如心要怎样想，话要怎样说，文章要怎样写，衣服要怎样穿，头发要怎样梳都有框框，不遵守似乎还不行。而有些事情做起来就几乎没有什么的条条框框：比如行医可以不看医生资格，上大学可以不看基础学历等。"

这个同事听了我的话竟连连说："好玩呀，你们那个时代太好玩了！"

其实，客观一点讲，当时的农村"医"和"药"都极为缺乏，所以赤脚医生的出现是很受农民欢迎的。那时有个响亮的口号："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所以各生产队都"创造条件"配备了赤脚医生。因为人才的缺乏和政治条件的限制，有的生产队所配的赤脚医生居然是文盲。我们四队的赤脚医生就是大队民兵营长的妻子，她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出身根正苗红，并且会土法接生。

张营长的妻子有幸与我们的伟大领袖同姓，可这位毛夫人只会往人家的屁股上戳针管，连药名都不认识，全是看药瓶上的图标来识记。好在那时赤脚医生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小药箱，里边只有几种治感冒和拉肚子的药，还有几支安痛定之类的针剂。一小瓶"酒精棉球"也长时间不用，那棉球上的酒精早已挥发殆尽。打针时便用那已经没了"酒精"的"棉球"把针头擦一下，再把病人的屁股蛋子蹭一下就算是消毒了。这种现状让我非常吃惊和担忧，从此我学习的重点就向医学方面倾斜了，并且对毛夫人的职位产生了窥测之心。

那时中医的针灸被报纸宣传得神乎其神，据说很多病都不需要花钱吃药，仅用扎针就能治好，医疗成本非常之低。有些大医院甚至以针灸麻醉代替药物麻醉给病人做手术，还有生来的聋哑人被一针扎下去，当即能喊出"毛主席万岁！"这样的事迹见诸报端。这些宣传报道最容易被没有钱看病的农民所接受。

可是，行医虽然只需几根银针即可，但学医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同样需要一定的经济投资，这投资主要是买书。之前我已经看过不少基础医学书籍，这时我又买来一些有关脉理方面的中医著作，还买来了人体穴位图解方面的书籍。

记得当时小康的爸爸保存有几本陈旧的针灸著作，他想用原价出让给我，我同意了。乐得老康忙不迭地翻箱倒柜，为我找出那些他永远都不会用得着的书籍，一本一本地累加着书后面的价格。

为买一本价值几毛钱的书，我往往要从我所能想到的所有地方往出抠钱。我卖掉了经过我翻新的，我姨妈给我的那件黑花条绒上衣，还卖掉了我姨妈给我的围巾。为卖这些东西还在社员中引起了怀疑，有人散布说，我之所以将这些衣物卖掉，是因为那是我妈妈当年用过的东西，而我妈是得肺痨死的……这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害得我理亏似的一次又一次给买主解释，这些传言也使我的衣物卖价大打折扣，记得那件黑条绒上衣仅卖了几毛钱。

我仔细地读了中医辩证治疗的理论，学习了"把脉"的原理和针灸的原理，掌握了各个穴位的主管范围，之后我又多次到公社卫生院去现场学习。看天津来的周大夫怎样给病人把脉，怎样给病人扎针，认真向他请教针法和手法，询问常见的不良反应及急救措施。

由于农民有病求医率不高，所以只要医生们愿意，完全有时间指导我。事实上所有的大夫也都很喜欢我，尤其是内科的王大夫和五官科的邵大夫还有中医周大夫，他们都是边看病边向我介绍病人的症状与病情，介绍用药的方法，及其热心地指导着我，周大夫还曾经手把手教我给病人进针。

那天我从卫生院讨了一小瓶浸泡好的酒精棉球，向周大夫要了几根针灸针，准备先在自己的腿上扎"足三里"这个穴位。我按照书上的介绍说明，将自己的右手四指并拢，按放在右膝盖下面，在手指的下缘，小腿前侧的外三分之一处，用指甲掐试，等有了胀的感觉时，就用指甲掐一个记号。然后学着周大夫的独特方法，将银针对准该穴位，用左手稳住针体，右手大拇指和中指在针柄上一弹，针就轻而易举地进去了，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疼痛。然后就往深处进针，再提针，这时一股酸、麻、胀的感觉明显地在我的整条腿上传导着。接下来我又大着胆子在自己身上练习扎其他穴位……

我会扎针的消息传出去后，便有贫困而大胆的农民来找我扎针。我想他们之所以这么快就相信了我，一是当时报刊对针灸的热捧和大肆宣传帮助了我，二是他们实在没条件花钱去医院看病。

我不记得是谁第一个吃螃蟹，反正当时我的房东女儿换儿（患遗尿症），李如山的继子（患慢性胃病），刘克芳（患严重的关节疼痛），赤脚医生毛志梅（常年偏头痛）等不少的人都接二连三地找我给他们扎针。还真有不少人说我的扎针是有效果的，他们病情好转后都给我送来了自家种的葵花，自家煮的土豆，自家炒的豌豆，自家做的凉粉等等，向我表示谢意。

不论我的针灸疗效如何，后来的事实还是无情地证明了，我想取代毛夫人的这一"野心"只能是痴心妄想。她是贫农的女儿，又是大队干部的妻子，我哪里能与她竞争呢？但她还是感受到了来自于我的威胁。所以她的嘴里便时常放出一些对我不利的传言，比如说我妈妈是得肺痨死的这话便源自于她的嘴巴。

第三个设想--当笔杆子。除了想通过掌握某种技能来改变命运外，我也尝试着从写作方面做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点进身的资本。

那时只要我身边有一点新鲜事，只要我觉得它有宣传的意义和价值，我就立马敏锐地锁定它，记录它，分析它，歌颂它，给县广播站等单位供稿子。

有一次，解放军某部野营拉练来到三营镇，拉练部队的野战医院就在头营公社虎洼队安营扎寨。

说来也巧，杨郎小学的李云香老师右上腹突发性剧烈疼痛，痛得她在炕上滚来滚去，脸上豆大的汗珠直淌。她的丈夫，那个一向四平八稳的，火烧眉毛还在开玩笑的吴全山老师，也慌乱得在屋里瞎转圈。往县城送吧，且不说借驴套车还得耽误一会儿功夫，就是套好了车光走也得一个整夜才能到达，谁敢保证病人能熬过这一个晚上呢？这时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说："送到虎洼的野战医院吧，那里还近一点。"此议一出，众人都表同意，事不宜迟，立刻就往虎洼抬。其实谁也不知道驻扎在那里的野战医院是什么级别，医术是否高明，人们只是凭着对解放军的高度信任才这样提议的。

病人被送到虎洼后，军医们立即检查病人的体症，询问发病经过和既往病史，很快作出诊断说，是胆结石堵塞胆管。医生解释说，胆管被阻塞后，不光病人剧烈疼痛难以耐受，如果不及时手术取出结石，胆管堵塞时间一长，胆汁淤积在肝部，病人就会因肝部感染坏死而失去生命，或者，结石会撑破胆管，同样也会要了病人的性命。

军医们果断地连夜给李云香作了手术，将堵在她胆管中的一粒结石和镶嵌在她胆囊中的几十粒结石都取了出来，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同时还免去了所有手术费和药费，并给予李老师无微不至的护理。等到李老师伤口拆线时，军队也完成了拉练任务将要开拔了，李老师及她的家人都感动得热泪横流。

我知道处于战备拉练中的军医院，其设备完全不同于固定医院。要作出胆结石堵塞胆管的诊断，并拿出手术方案实施手术，那是需要高超的医术和敢为病人负责的勇气的。即便是今天的省级大医院里，要诊断这样的病，也要靠影像检查的结果才能最后断定。而且做这种手术在剖取结石后通常还得疏通胆管，那胆管非常之薄，非常之脆弱。术中稍有一丝丝大意或者有一点意外情况，都会导致胆管破裂，那将会致病人于死地。

当我了解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后，激动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家立刻趴在我擀面的案板上挥笔疾书，一气呵成。记得从头到尾我都是流着泪写的，我把我的感动尽情地溶进我的稿件中。稿件交给广播站前来索稿的一位姓武的编辑，第二天就播出了。我回家时，我们家属院的邻居们还向我打问道："听说你们杨郎小学有个女教师得了急病，是拉练的解放军野战医院救了她的命？"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报道的稿件就是出自于我的手笔，因为我写完稿件落款时，神使鬼差地顺手写下"杨郎大队通讯组"几个字，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署名方法。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过不少的稿件，但都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反过来一想，署了我的名又能怎样？那时公社用不着提拔一个专门搞文字工作的人。即使有舞文弄墨的事情，也是叫你去尽义务的，就像叫你去领呼口号一样，是不可能给报酬的。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靠笔杆子出头的想法更不现实。

第四个设想--学兽医。这一念头的产生纯属偶然。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在刘锡林的收购站里闲谈，杨郎兽医站的站长刘克忠说："没有女人当兽医，若有女兽医肯定是非常稀罕的，而且女人学兽医还会比男人更细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不禁动了学兽医的心思。我想，物以稀为贵，女人若真能学成兽医，那一定能引起上面的注意，那就有机会安排到兽医站工作了。当时我问刘站长说："女人通过自学能成为兽医吗？"

我忘记了刘克忠站长是怎么回答的，却记得刘锡林接过话茬说："男性能做到的，女性几乎都能做到。"这话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啊，当兽医又不是搬石头，靠的不是体力，是脑力。女人与男人的差别在力气上不在智力上，女人为何不能能给牲口看病呢？我要闯闯这个禁区！

第二天我就向刘站长借来兽医方面的基本读物，生吞活剥硬"啃"起来。不管理解不理解，我发挥了我先天记忆力好的特点，先滚瓜烂熟地背了不少，然后到兽医站现场观摩。边看边在心里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比如口吐白沫是什么病症，蹄下乱刨是什么病症，肚子发胀是什么病症，不肯吃草是什么病症等等。

牲口不会说话，人更难掌握它的病情。它也不懂兽医是"治病救牲口"的，正像医生的"治病救人"一样。所以，它动不动就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救命恩人狠狠地踢一下。因此，牲口的主人，或者是兽医，被牲口踢得头脸肿包是常有的事。看了这情景，我还真有点害怕，以后再观察人家给牲口看病时，我就不敢靠得太近了。如果碰到他们把牲口用绳子捆了，几个人撬开牲口的嘴巴看口腔时，我才敢凑到跟前去看它的舌苔，看它的喉腔。看得时间长了，我还真对牲口产生了感情，觉得它和人一样，生了病也非常痛苦。

有时我借故到饲养员的房子里，跟他们七扯八聊，了解牲口的习性等等，也到牲口圈里到处走走看看。满心希望能发现一两头有病情的牲口，我好借机独立判断一番。可惜这样的情形我一次也没有碰到过。非但没有碰到什么能让我展现本领的机会，那饲养员看我神秘兮兮的在牲口圈里乱看，竟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可能他们又想起我当初因为不懂得牲口发情而闹出的大笑话了吧。一旦猜出他们笑我的原因，臊得我立马逃了出来。

人吃五谷得百病，有钱就去卫生院，无钱也只得到我这免费针灸室来。可牲口和家畜就不一样了，首先它比人的抵抗力强，一生之中需要花钱看病的机会委实不多。我曾经看过兽医骟猪，他们不用麻药，提起一把小刀，三两下就麻利地将猪的生殖能力剥夺了。然后兽医扬长走人，猪的主人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任那小猪疼得四蹄乱颤，腿间还沥沥拉拉滴着血。当天，小猪因为疼痛不肯吃食，可第二天就基本没事儿似的照样去抢它的猪食吃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机会给农民家的猪和羊看病。

其次，队里的牲口比人更宝贵，死一头牲口是生产队的大损失。所以牲口一旦有了病也是生产队"公费医疗"，自然会有人牵它去兽医站看病，没有人把它牵到我这里来，我也就没机会拿它作治病的试验品。

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计划都告吹了，但我还是不死心。唉，我有迷魂招不得，一心只想跳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