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团被拒焉知非福

女儿你刚够入团的年龄便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我当年下乡后也立即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农村团支部每年只在冬闲时发展一批新团员，而每批最多也只发展两三个，这就使得入团特别困难。一方面是发展团员有时间和人数的限制，另一方面迫切申请入团的青年又是那么多，咬破手指用鲜血写入团申请书的都大有人在，那么团组织发展新团员时当然就要好中挑好了，这挑选的第一条件就是家庭出身。当时家庭出身是一个人的硬件，不用谁来花心思分析，不用担心不好掌握，它白纸黑字有据可查，一是一，二是二，一旦认定终生判定，祖祖辈辈都被框定。

女儿：你可能会问，党的政策不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么？是的，党的政策的确如此。但是，政策是党整体制定的，而执行政策的却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个体的人执行政策就有个体的理解侧重点，也就有个体的落实政策的方法，那么就难免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发生错误或者偏差。

再说选拔团员也的确不好操作，我们杨郎大队少说也有百十个适龄青年，每次发展的人数仅是申请人数的几十分之一，可想竞争会激烈到何种程度。团组织只能先把一批家庭出身有大大小小问题的人淘汰下去，再把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淘汰下去，再把有其他显眼毛病的人淘汰下去，剩下的人数就大大减少了。然后再对那些留在可考虑名单中的人进行反复比较，这时可就比的是"个人表现"这个"软件"了。当然软件的衡量是可以伸缩和变通的。

我很荣幸没有在一开始就被刷下去，而是在提交全体团员讨论时，才被本地的贫下中农子弟比下去的。

记得讨论我入团的大会是在杨郎三队的办公室内，时间大约是一九七○年的春季，当时我也被允许参加会议。讨论我的时候，争论很激烈。三队和一队的几个复员军人都是坚定地支持我的，他们言辞激烈地列举我下乡后的种种突出表现，说应该让我这样思想好有能力的青年在团内发挥作用，使我们的共青团能真正增加一点新鲜血液。

但二队有一个人提出了冠冕堂皇的反对理由，他说"本队的青年不论家庭还是本人，大家都知根知底，考验时间可以短一些，而下乡知青的家庭情况我们不知根不知底，说不上到底有麻达（问题）没有，要是有麻达也不知道是多大的麻达，应该多考验一段时间，所以还是放到以后再说。"

此言一出大家都沉默了，而团支部的头头们态度很模糊，似乎看不出倾向性。

我们四队的几个团员应该说对我最了解，但他们却令我失望的保持着沉默，只顾在那里卷着旱烟棒子。这种沉默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反对接纳我为新团员，大队团支部的头头们当然也很懂得这种沉默的含义。

就这样，一句"不知根不知底……放到以后再说"的温和反对意见，就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几个转业军人的坚定支持，将我淘汰了下来。好在使我心理平衡的是，本批发展的新团员中，一个知青都没有。

后来有人对我透露说："二队的人在会上暗示说你家里有啥麻达，其实那是咱们四队的人传出来的。因为你各方面都很攒劲（优秀），四队有人怕你入了团很快就提拔到队委会里了，把他往上坡子走的路（提拔的路子）挡住了，所以就在暗地里给你加了一个楔子（设置了一个障碍）。"

哦，原来如此！想起我来杨郎两个多月时，正碰上改选队委会。我队一部分人在宗派利益的驱使下，利用我的知青身份，推举我竞选队委会成员，以便把我网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进而把我打造成他们这一派的骨干，或是让我成为他们在队委会中的代言人。虽则终因我初来乍到缺乏资本未能入选，但却因此引起了别人的防范，促使了"知青威胁论"的产生。此番阻碍我入团，其实就是遏制我的"崛起"。可叹我天真幼稚，没有考虑这么多，否则我会及早表白自己"没有进入队委会的野心，不会危及到他人的权益"。

回头想想，公开反对也罢，暗中阻碍也罢，都怪不得别人，只怪我自身确实存在着家庭出身问题，给人家提供了一个反对的理由。从那以后，种种原因使我感到心里很痛，又为自己无端地成为派系之争的牺牲品而感到心力疲惫。直到离开杨郎前，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团支部的任何活动。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其实，他们未批准我的入团申请实际上是避免了我的一次出丑。因为我递交入团申请时父亲还没有出问题，所以我在入团申请书后面所附的《自传》上悍然写着"父亲历史清白"。等到讨论我的入团申请时父亲已经被群专了，因为父亲坚持说他是清白的，渐渐我也相信了父亲的清白，就没有去找团支部补充交代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

如果真的准备接纳我为团员，正式批准之前他们还会到我父亲单位去外调的，那么我的"谎言"便会被揭穿，我的结局有可能比入不了团更糟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当那次否决我入团的大会结束后，我在委屈和痛苦的同时倒也产生了一种侥幸感和一种轻松感。

第一个肥皂泡

我下乡期间，国家在宁夏固原境内先后投建了两家大保密厂，一家代号"六九五"，一家代号"六九二"。这两座工厂很受人羡慕，尤其是最先投建的"六九五"，它规模大离城近，在人们心中更是一座尊贵的工厂。然而它建成好几年了，我却连瞻仰它的机会都没遇到过一次，也不敢奢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是直属于国防部的军工厂啊，在我心目中它就是军事和科技重地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我见识了它，那是我刚下乡不久。有一次，我回家住了两天后准备回杨郎去。为了省下那六毛钱的车费，我托好几个朋友同时给我找便车。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六九五"找一个人，再通过此人给我找一辆开往三营方向的便车，好顺路把我捎到杨郎。

六九五厂离固原县城大约有五公里。那天早上我按照别人介绍的大致方向，穿过固原县南河滩大桥后拐向东边，然后边走边问。一个多小时后才走到厂里的一个什么办公室门前，找到了我要找的人。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赶紧迎上去亲热地叫了一声叔叔。

那人姓甚名谁我早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很热情，操着一口兰州口音，好像是一位干部。这位干部又领着我继续向工厂的深处走去，我随他沿着厂区的一条砂石路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了一辆停着的卡车。他对我说："到了。"

这半个多小时的步行使我好好参观了一番这座保密厂。当时我对参观这座工厂所产生的兴奋，早已超过了我找车回杨郎的本来目的。有了这次意外的参观我才知道，神秘的"六九五"让它那气势恢宏的厂房座落在了固原县东边的东岳山深处，它面积大得一眼望不到边。还有着一座雄伟的大礼堂，这礼堂就矗立在东岳山的入口处，它的辉煌程度明显超过了我下乡前在那里表过决心的固原影剧院。当年我还没有出过远门，所以在我的想象中，它可能在全宁夏都是数一流的了。

那辆卡车装完货物后载着我从工厂的腹部缓缓驶出，当行驶到工厂大门前的宽阔大道上时，站在车厢上边的我像是以贵宾身份在参观游览，那种新奇和兴奋，乃至羡慕与自豪真是无以伦比。

我非常庆幸自己居然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很奇怪，这位干部为什么能带着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无意之间参观了这么大一片厂区呢？他不怕我是敌人派来的特务吗？不怕我将厂子的具体方位告诉给别人吗？看样子他很信任我，我为他的这种信任而感动……这种傻乎乎的感动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自觉地为"六九五"保密，从不对任何人谈起我的参观经历。

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当然它就是最吃香的阶级，当工人也就成了最理想的选择。如果能在"六九五"这样的大型保密厂当一个工人，那更是全家人都为之骄傲的事情。因为这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还等于有了一块金字招牌，它可以向世人宣告：这个家庭是清白的家庭，他的子女可以进保密工厂。

自从无意间参观过六九五以后，我的心里老放不下它，一种强烈的羡慕使我总想成为它的一员，哪怕是让我掏厕所都行。而当时六九五处于创建时期，年年都在招收工人，这也强化了我对它的向往。

我回到杨郎就对公社办公室的武慌慌说了，希望六九五招工时能考虑推荐我。我在公社声誉很好，当时我父亲也还没有被群专。武慌慌就笑着回答说："能行呀，有名额了我们就研究你的问题。"

谁知一晃半年过去了，也没有见到有六九五招工的消息。又过了几个月，终于听到消息说六九五招工了，杨郎有一个名额。但这时我父亲已被"揪"出来了，搞了一段时间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案子还在不死不活地挂着。这种情况下我不知是否该向公社提出申请，又似乎预感到没多大希望，但是想离开杨郎的念头和对六九五那仰慕已久的心理，还是让我不甘心。我想先回家探听一下父亲的案情，看他的问题被查证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再作定夺。

我对父亲说："六九五厂给了杨郎一个招工名额，你说我该不该去报名申请？"

父亲大概自以为是清白的，就对我说："你去申请吧，我没什么问题。"

听了这话我轻松了一点，回到杨郎就去找武慌慌报名。他说："等研究了再说。"

然而这一"研究"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过了几天我又去找他，他说："六九五厂是保密工厂，政审是很严格的。"显然他是在暗示我不会通过政审。

我就对他说："我父亲的问题仅仅是有些人的怀疑，现在还挂在那里，并没有证据落实，父亲本人说他肯定是清白的。"

武慌慌说："唉，你这个娃娃瓜（傻）着呢，挂着的比落实了的更麻达（更复杂，更棘手），谁也不敢说将来落实下来是个啥（结果），所以没有人敢给你拍腔子么！"（即没有人敢于拍着胸脯明确支持）

听了此话我头皮一阵发麻，这个回答无疑给了我当头一棒。

看样子只有等父亲的问题落实了我才能被招工。唉，落实个啥，就是个啥，总比不死不活挂着强吧。可是，天知道我父亲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呢？我再也没有勇气过问有关六九五招工的事。

后来再见到武慌慌，他不说为什么没有推荐我，只是安慰我说："小朱：你先安心在队里劳动，以后机会还多着呢，碰到普通工厂招工时组织上再考虑推荐你。"

我的梦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碾碎了，这是我返城奋斗中的第一个肥皂泡。

就在这一年，一个名叫遇罗克的北京青年，抱着"乾坤特重我头轻"的思想，撰写了一篇《出身论》，以批判极左的"血统论"和维护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结果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判处了死刑，处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弟弟妹妹也受牵连入狱。后来，他弟弟出狱去延安插队，他妹妹出狱去东北插队。几年后他两个弟弟也辗转到了东北，而他的父母最后也被发配到东北农村。一家人除了死去的遇罗克之外，其他人算是在那块黑土地上聚齐了。

而导致遇罗克冤案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兼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