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上的告别

如果仅仅只是自杀，那倒还不算是太悲惨。大约在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林建三师二团"有八个北京知青被判了死刑。这八个青年有四个是在派系武斗中打死了人。

因为文革中，各省市的群众组织都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他们各自都坚定的认为只有自己这一派是真正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响当当的造反派。为了争出个输赢来，他们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辩论得唾沫横飞；挥动笔杆写大字报互相揭批，直批得狼烟四起；拿起棍棒、钢管，甚至抢来的枪支弹药进行"文攻武卫"，直"攻"得你死我活。

林建三师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北京知青，他们来自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并与那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什么消息都知道得比宁夏当地人要早，对运动的动向掌握得更敏捷、更准确，执行江青的"文攻武卫"也更有创意。

林建三师二团的团部设在固原城北门外一个叫"北海子"的地方。在兵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得胜的一派占领了团部，将它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利用团部的设施，较为有利地进行着"斗争"。而另一派为了攻占团部，便在一个茫茫的黑夜里，对盘踞在团部里的这一派进行了神机妙算的偷袭。随着一声爆炸，团部的围墙便倒塌了一个豁口，里面的人从梦中惊醒，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只能束手待毙。随着棍棒、钢管、铁锹与人体相撞击的砰砰声，随着惨叫声和怒骂声，被袭击的一派便血水飞溅，而偷袭的一方大获全胜。之后，获胜的一方便开着满载战斗队员的卡车，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凯旋而归。

等到清算武斗的罪行时，那获胜的一方便有四个人被判处死刑，另有数人分别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那次偷袭的总指挥，也就是此案中的首犯，名叫金伯昆。他本是清朝皇室爱新觉罗的后裔，清朝灭亡后，为避灾祸摈弃爱新觉罗祖姓，改为金姓。其他三个被判死刑的主犯分别是张松古、孔东山、战智。他们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被枪毙在固原东门外的河滩上。

这四人在同事们心目中，都是有思想、有作为的青年。当年壮怀激烈离开祖国的首都来到大西北，本来是准备把自己的毕生献给祖国建设的，但他们却由于某种盲目的政治冲动，最后将自己宝贵的生命丢弃在荒郊野外的刑场上。

那首犯金伯昆已经有了一个挚爱着的未婚妻，所以行刑那天，被五花大绑的他，站在示众的卡车上，不断地用眼神巡视着车下那涌动的人群。知情人说，那是在急切地寻找小臧--他那生死不渝的恋人，想与她在这特殊的场合进行最后的告别。然而他心爱的姑娘却由于过度悲伤，根本没有勇气去行刑现场与他见最后一面。于是当他赴死后，有关于他的爱情故事，在人们的口中便愈传愈凄美，愈传愈悲壮了。当然为了避免担上同情反革命死刑犯的嫌疑，人们在交流这个故事之前都不忘先来一段堂而皇之的批判辞，比如说他们是臭味相投啦等等，然后才边批判边绘声绘色地叙述他们的爱情。

四人中战智年龄最小，作案时还差一个月才满十八岁。他也是四人中长得最帅的一个，所以便在围观行刑的人群中引发了一阵阵叹息声，尤其是惹得青年女性们大发恻隐之心。受刑那天他没有穿棉衣，只在内衣外面套了一件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光板子老羊皮大衣，拦腰系着一根绳子。行刑后，我和一大帮好奇的人围观了他们的尸体，我看到这个漂亮小伙子的半张脸都被打飞了，白色羊皮大衣上染满了鲜血。

针对人们的有些传闻，事后我曾好奇地问一个我所认识的公安干部："听说死刑犯上刑场前都会恐惧得软作一团，所以你们要给他们注射强心针，以保证他们能站着完成示众的任务。那么你们给金伯昆他们四个人注射了没有？"

那干部回答我说："嗨，那四个人嚣张极了，不注射（强心针）都快蹦起来了，还敢注射（强心针）。"

想起临刑那天，金伯昆四人站在各自的示众卡车上昂首挺胸，毫无惧色也毫无愧色。法警为打击他们嚣张的"反革命气焰"，不得不一次次强力按下他们的头。我想他们大概临死还认为自己是为保卫什么正确路线而牺牲的吧？

记得当时围观行刑的一些人感叹说："这些娃娃如果不来大西北，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

也有人振振有词地反驳说："一个人走什么道路全在于自己，他要犯罪，即使在父母身边也照样会犯罪，父母能管住他们的人，但管不住他们的心。"

但不管站在什么角度上说，这四个人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牺牲者。几十年后的今天，即便是他们当时的同事和战友，大约谁也不再关心他们当初在路线斗争中站队在哪边，政治观点如何，属于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是不是真正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只记得他们是打死了人的死刑犯。

只有金伯昆生前的未婚妻，一个有情有义的臧姓女子，在几十年后还专程前来，站在那当年的刑场上进行着心碎的祭奠。然而现在的那里已经座落着一个现代化的楼群，假设金伯昆至今阴魂不散，他也已经认不出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