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冤死的"轮奸犯"

还有四个倒在刑场上的北京知青，获刑的罪名是"反革命轮奸犯"。首犯名叫王金洪，已经结婚，案发时他的妻子正怀孕在身。

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季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一辆大卡车，前往同心县去。在坑坑洼洼的河沟中颠簸行进时，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这对父女拦住这辆车，要他们将自己捎带一段路。本来这伙北京知青不愿带他们，但经不住这父女俩人的缠磨，便让他们上了车。走到同心县马家河弯时，汽车因故停了下来。有个知青便恶作剧地对那位姑娘开起了玩笑，大意是说你跟我走，给我当老婆之类的。同车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哄，当时便吓哭了那姑娘。

回到连队后，这伙青年又利用这次不同寻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传了出去。谁知，过了些日子有人揭发说这十几个北京知青将那姑娘轮奸了。于是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在长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反反复复调查了多次，然而"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承认。但专案组对"加害者"进行了刑讯逼供，对"受害者"进行了"思想工作"，最后认定这轮奸案是"证据确凿"。

结案时将五个"主犯"中的四个判处了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缓。而那四个被处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可"被轮奸"的女方却是贫农出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黑五类出身的男子强奸了红五类出身的女子，便被认定是"阶级报复"，这无疑也影响着定案和量刑。

记得这四个人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时，大街上到处贴着被红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固原老百姓们站在布告前都义愤填膺，人人皆曰这种无耻的"反革命轮奸犯"确实"该杀"。人们还骂骂咧咧说，这都是些什么知识青年啊？北京怎么净打发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社会垃圾来支援我们西北？

当时我也挺纳闷，怎么来宁知青中有这么多的黑五类子女？数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年正因为出身不好才在升学中落榜的，落榜后报名参加边疆的建设兵团自然是他们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径了。

但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是杜撰出来的。而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我天生爱探究历史和现实。记得我在杨郎时，我队有一个姓张的人在林建三师一团工作，我曾就此案与张某详谈过。当时他说："那几个轮奸犯很顽固，在专案组强大的"攻势"下，他们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认后又反复翻供。而那个受害的女方刚开始有思想顾虑，不敢承认自己曾被轮奸。后来组织上再三给她作"思想工作"……"

此案平反后，我再次与他谈起这个案子。针对同一个事实，他的口吻和说法却显然不同了。他说："当初那些北京青年时而承认，时而推翻，人家那个女的也一直不承认有这回事，后来专案组反复把人家叫来做工作，施加压力……唉，多亏了那几个知青的家长住在北京，到中央去告状比较便利。这案子要搁到普通人身上……你想告状连门也找不到啊……"张某的言谈中充满了对此冤案的遗憾。

我问："那么平反后给错杀的那几个人有没有经济赔偿？"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接着他又补充说："赔多少钱都没意思，反正人死了。"

另一个原在林建三师工作过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还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便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这"肩背铐"和"加楔子"是这样的：将犯人的一只手从肩膀上拉过去，另一只手从后背上拉过去，在后面铐起来，这种铐法本来就超过人体的耐受极限了，还要在后背与铐着的双臂之间插进酒瓶之类的东西。这种肩背铐和加楔子的刑法是非常残忍的，它会给受刑者造成生不如死的痛苦。凡是受过这种刑法的，肩膀即便不残废也会丧失一定的功能。

仅管对这案子的定案经过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此案已经作为错案平反了，并且还将平反文件在林建三师进行了传达，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平反时那首犯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都来到了固原，住在当时的固原第一旅社。该旅社一个姓马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也算坚强，平时出来进去都满脸冷静不声不响。有一天，她娘俩照样平静地走进房间，关上门后却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嚎啕哭声，那哭声让前台上的服务员们听得清清楚楚……唉！看样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问题时受了啥刺激。

我问小马："你怎么不进去劝慰一下？"

"唉，可怜！可怜呀……我想进去劝解，又觉得不合适。"小马边说边摇头。

我想，如果那个案子放到今天，相关的科学检测不就能解决疑惑了吗？可当时定案全靠有关方面的证词，而证词的获得手段有时又是那么的不合法。退一步说，即便是存在着轮奸的事实，那也跟"反革命"挨不上边，为什么要定为"反革命轮奸案"呢？仅仅因为出身不好的"轮奸"了出身好的吗？

呜呼，四个来建设边疆的北京知青啊！无论他们出身多么不好，他们都是四个活生生的人啊！哪能凭空被人夺去生命？以后，每当在杨郎走夜路时，我都会想起那几个饮弹而亡的年轻生命，我在心里呼喊着："你们的阴魂此时还在大西北的旷野中游荡吗？"

绳捆索绑他却彻夜看书

我的邻居兰芳姐比我早一年上山，落脚于固原黄茆山林场。她上山不久就结婚了。丈夫在水文队工作，常年要下去，兰芳姐在山上劳动，不能常下来，他们是聚少离多。不过兰芳姐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加之文革向纵深发展，林场也处于停产状态，兰芳姐便常常赖在家里不到山上去。

如果我回城来，兰芳姐就叫我去给她做伴。我正好不想与弟弟妹妹们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于是就常常睡在兰芳姐的新房中，与兰芳姐瞎聊半晚上，直到我俩都困得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时，才各自沉沉地睡去。新婚的兰芳姐半夜里总迷迷糊糊地紧搂住我，嘴里还喃喃地叫着丈夫的名字。我又惊奇，又害怕，心里怦怦乱跳，就轻轻地将她的手臂从我的脖子上拿下来，往旁边躲一躲，使我的身子不再接触她的身子。她也就喃喃着又转过身去睡着了。

第二天我告诉她这事儿，她红着脸不相信似的问："真的吗？你是骗我吧？"

我急了，就说："谁骗你谁就是小狗。"

她便低头一笑，也不解释，只是赶快将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

兰芳姐很聪明，也很健谈，还有一手模仿别人言谈举止的的绝活。她常常对我绘声绘色地讲述林场知青们的故事。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们林场有工作组驻扎，她的故事就常常与工作组有关。她将林场工作组干部们的神情举动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尤其是用各种各样的方言模仿工作组干部所说的各种各样荒谬可笑的论调，使我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常惹得我大笑不止（因为他们工作组的成员多是从各省参军，后来专业到固原当地的，所以各人都操着南腔北调的家乡方言）。

兰芳姐讲了那么多的故事和趣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的一个用舌头翻书页看书的知青。那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男知青，又因为在文革初期被人抓了什么言论问题和思想问题，结果林场领导将他抓起来交给群众批斗。一般人被批斗后，或是垂头丧气悔恨不及；或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或是委屈得哭哭啼啼，逢人就央告哀求。可这个知青真是个异类，据兰芳姐学说，他在会上昂首挺胸，毫不胆怯。被强按住，架着"土飞机"，他还是毫不在乎，并且将头转向一侧，向旁边的人扮着鄙夷的鬼脸。

因为他难缠，怕他晚上闹出事情来，所以白天批斗完后，晚上用绳子将他捆得像个粽子，扔到一间空屋子的地下。待看押他的人要出门时，他便朝着他们高声叫道："讲讲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要关灯，关了灯我寂寞。"

看押人员哭笑不得，就依了他。

他又说："给我一本书吧，不给书我怎么能等到天亮？"

看押人员心想，你被捆得死死的，给你书莫非你还能看得成？于是就扔给他一本大杂志，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能看得成这本书。这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那男知青用捆着的身子在地上蠕动着，直挪到杂志的跟前，用舌头舔着翻开了第一页看起来。看押人员心想，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也就能看一两页罢了，就锁上门扬长而去了。

第二天开门一看，那男知青已经挪到墙壁跟前，面朝墙壁躺着，那本大杂志靠墙壁立着，已经翻过去了厚厚的一叠。看押人员解开他的绳子，放他去吃饭，一边还问他："翻过去的那一沓你真看完了？"

男知青一边活动着自己麻木的双臂一边说："当然看了，不信我讲给你听。"果然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听得看押人员目瞪口呆。

我不记得这故事是兰芳姐亲眼所见，还是她从看押人员那里听说的，反正她讲述时声情并茂，犹如她亲眼看见的一样。她还躺在她家新房的炕上，双手使劲儿背向后面，做出被捆住的姿势，用舌头舔着翻过一页书，然后采取办趴半侧的姿势看着书。于是我也躺下来，照着兰芳姐的样子，也将自己的手臂使劲儿背在后面，做出被捆住的姿势，用舌头舔过一页书看起来……算是设身处地的体验了一番那男青年的处境。

尽管我初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只是觉得好玩，但自从听了那个故事至今，有一幅图景却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一个中等个头清秀的男知青，被捆住手和脚躺在地上，头边放着一本翻开了的杂志（兰芳并没有说过他的身材和长相，这是我想象中的形象）。但我始终没能搞清楚，是那个男知青的心理素质特别好，对一切个人灾难不在乎呢？还是他坚信自己没有错，有信仰在支持着自己？怎么会在被死死地捆住手脚的情况下，用舌头翻开书看，还能看一个晚上，还能将书本中的内容记住？

从一九六九年后半年开始，出身好的下乡知青逐步被安排工作，但兰芳姐她们已经转为林场职工失去了知青的身份，无奈之下只好继续在林场里光荣着，也苦闷着。兰芳姐再也没有绘声绘色讲故事的兴致了，倒是常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唉，我们走了一条倒霉的路，一条倒霉透顶的路，将来该咋办？"

听到她的叹息我愈加心烦，因为我也走了一条让我远远看不到尽头的迷茫之路，我也不知道该向谁人去叹息，该向何处去求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