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文化生活

八个革命样板戏拍成的舞台纪录片式的电影，也只能是一两个月才能轮放一次。16毫米的放映机，模模糊糊的画面，……。

没有人梦见过卡拉OK、互联网！……。

知青这个群体却依然有着他们自己的，与时代绝然不同文化生活。让他们吸取到那个年代很难得到滋养。

多种不再出版或被批判的图书，知青们很容易的就能从四面八方搞来，并在他们中间以特有的方式传阅着。《水浒传》、《红楼梦》、《基督山恩仇记》、《鲁迅全集》、《持卫官杂记》、《金陵春梦》，《警世通言》、《资本论》、……。我都是在下乡期间读完的。虽有些书残缺不全，甚至是手抄本。

手风琴高昂的《我们走在大道上》，二胡低沉的《二泉映月》、《江河水》，琵琶弹奏的《黛玉葬花》、《十面埋伏》不时的从知青宿舍的门缝飘逸而出。

我同届不是同班的一位高中同学倡导下，1971年或是1972年，我们的圈子有了一架股份制“海鸥C” 4型照相机。使用“120”胶片，可兼拍“135”胶片的那种。118元的投资，起初由六个人分担。不过，没多久，那个同学就陆续将股份收回，省吃俭用的将钱还给了我们，由他自己全部控股。控股并不独自享用，那架相机仍然在为我们大家服务到离开农场以后。1978年，我第一次去岳父岳母家，1979年结婚时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所拍照片，用的都是这一架照相机。

我自己差不多也耗掉近两个月的工资，装配了一架电子管收音机，为解决短波高频线圈和电源变压器等部件（有的买不到，有的买不起），特地回学校请教物理老师和在六分场的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收音机短波频率可以收到从3兆赫到18兆赫的广播电台信号。

有了这架收音机，我们宿舍的人可以在原地收听新闻联播。播尼克松就职演说的那天，刚被解放，新出任分场革委会主任的一位老干部(替换了那位“尿尿和泥”的主任),是在我们的宿舍听完的新闻联播节目。

十一、磨砺与收获

一大群十七、八岁，最大也不过二十来岁男孩、女孩，一夜之间得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缝补、洗涮、烧菜烧饭，……。洗脸盆里洗被罩，一个月才有的半小块肥皂；收工后的一身臭汗，却没有地方去洗澡；都是当年知青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今活在世上的“知青”，大概没有人会惊呼“那可怎么活呀”！

差不多十年以后，已到而立之年的他们才获得考大学的机会，他们的孩子，大多数要比同龄人子女小许多。

广阔无垠的土地，是知青们春播、中耕、收获的场所。那里却没有厂房，也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处可以防风避雨，遮挡烈日的去处。头顶炎炎烈日，瞬间又被暴风雨淋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没有任何防护用具的“知青”们，用毅力和皮肉挺了过来！

1971年8月下旬开始的那场雨，不大不小总是下个不停。刚开始，知青们还有些庆幸，可以不出工，在宿舍好好的偷偷懒。9月，这雨还是下个不停，到10月初雨停下来的时候，丰收的期望已化为乌有。那一年的大田作物几乎颗粒无收，知青们伤心极了！

转年5月已过，因涝灾机械仍然无法下田播种小麦。农时已过一个半月，上级仍然命令人工播种，也要把小麦种上。每垧地播下去120多千克麦种，收回来的还不到100千克。知青们不仅亲历了大自然的冷酷无情，也更加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天灾人祸！

还有那些让人不堪回忆的……。

1970年麦收时节，我的战友孙继臣不幸从联合收割机上跌落下来，联合收割机的大轮子从他头上碾过……。

1972年的一天,我的战友盛××因翻车事故，终生下肢瘫痪。

他们付出的是生命和青春！

“知青”们也曾收获过心痛和泪水!

十二、身份称呼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那个时代报刊、杂志，官方文件的标准称呼。当地人习惯简称为“下乡知青”或“知青”。“上山”，“下乡”之间的区别，我至今也不知其准确的概念是什么？习惯上的理解是去林区（林场）的视之为“上山”；其余为“下乡”。不区分是种田还是栽树，养猪还是放羊。

去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称之为“插队知青”；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叫“兵团知青”；去国营农场的则为“农场知青”；去林场的就是“上山知青”。“下乡知青”或“知青”是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通用简称。

“知识青年”到底知识几何？因为衡量“知识”的标准太多，我描绘不出这个答案的模样。

为什么叫“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答案是别问得那么多了，就那么称呼吧！都叫了那么多年了。

第一批离开知青连的人到了机耕队，他们开始有了“学徒工”，“农机工”，“拖拉机手”，“驾驶员”的新称呼。

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多数还留在农业连队的知青们，更习惯称自己为“农工”。

身份称呼改变最大的是：少部分逐步离开大堆知青连，成了“以青代干”的那些人。中、小学教师，会计、出纳员，保管员，计划、统计员等等。他们有了与工种和职务相关的称呼，“知青”的称呼逐渐的远离这些人。

十三、匆匆离去

1973年2月21日,我离开了农场，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天竟是不再回来的日子。

1973年春节过后，合江农场分局组建一个临时建筑施工队。五名管理干部，一百二十名劳改农场“刑满就业”农工。援建黑龙江×××××学校的建设工程。我是五名被抽调的管理干部之一，“知青”身份的只我一人。从借调到不再回来，是我离开农场的途径。

我的那些战友们，从1974到1976年前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都在很短的时间里，匆匆离开了曾经宣誓要扎根60年的广阔天地。

“工农兵学员”。少部分被选拔去大学、中等专业、技工等学校深造的，是离开农场的最初原因。

“原身份调转”。部分南方城市首推“知青”原身份调转，将上山下乡到边疆地区的“知青”调回本地，在当地农场、生产队安置，“知青”身份不变。不是人人都能这样办的，要做到这一点，家长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十分重要。典型的七十年代“走后门事件”之一。一部分知青借此离开了边疆地区。

“城市招工”。不知是城市的发展需要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至今不得要领。先是少量城市，以招工的方式招收本地“知青”回城。为解决暂不招工城市和招工城市的差异，黑龙江的规定是，来招工的城市必须以5%的名额，同时招收其他城市的“知青”到招工城市工作。这种形式走的人数相对比上两种原因走的人要多。

“病退返城”。“病退”是“知青”离开农场（农村）最宽泛的理由，也是回城的最后一个理由。开始是真的因身体原因，不适合在农场（农村）生活而需要返城。后来竟成了“知青”返城的唯一办法。大多数“知青”是以此方式离开农场（农村）的。

以其他方式离开农场（农村）的“知青”也有，必定是少数。

1986年底，我向一位权威人士打听过，黑龙江还有多少“知青”留在农场没走？他说：“不到五万人”。

来过黑龙江农场、兵团的一百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曾经是一支多么浩荡的大军!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或“知青”已经是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称谓。再过几代人，必然会被遗忘。我儿子小时候就问过，“知青是什么呀”？我告诉他就是爸爸妈妈，他显现出一脸的不解。若干年后，懂得“知青”涵义的人，一定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

再过十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如果还能头脑清晰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还会为这段知青生活再写些什么。给自己看，给想看的博友看。

二〇〇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