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也没跟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商量，我就决定报名上山。

佳木斯距离大兴安岭特区首府加格达奇1255公里，坐火车需两宿一天，还要在哈尔滨、齐齐哈尔转乘两次火车。1968年12月21日晚8点，在哈尔滨至齐齐哈尔的列车上，我们150名热血青年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我们群情激奋，鼓掌欢呼，并在军代表的倡议下，自愿编排文艺节目，在齐齐哈尔火车站进行了庆祝演出。

车过嫩江，列车吐着白烟，在莽莽群山、茫茫雪野间爬行。12月22日中午，列车终于在大家的企盼中稳稳驶进了加格达奇火车站。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这首由吕远作曲、吕文科演唱的名曲，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也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没想到我们竟然真的走进了这个地方。

大兴安岭，祖国的绿色宝库，保存着中国最完整的原始森林。它地处北纬50度，属高寒地区，冬季最低温度可达零下50摄氏度，无霜期只有80多天。常常是“五一”还下雪，“十一”不到又飘雪花。日伪时期，日本鬼子垂涎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曾准备开发，但被高寒逼退。新中国建立后，两度开发未果。1964年，铁道兵再次进驻这里修铁路，拉开了大兴安岭开发的新篇章。

加格达奇，鄂伦春语是樟子松生长的地方，是大兴安岭特区首府。三十多年前，这里不过是一个小乡镇。出车站向北，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沙石路，尽头就是北山。在这条沙石路中间，横亘着一条东西走向的砂石路，这就是加格达奇的主街，长约两公里，西头有个三用堂（即开会、演出、演电影的小礼堂），东头有个一综合商店。在两条砂石路的交汇处，有一个百货商店，对面就是邮电局。镇内平房居多，二层楼就是最高建筑，而且屈指可数。大兴安岭林区建工处就在十字街口的西南隅，过了加格达奇区政府就是。

处里派来的五辆汽车把我们接到了建工处。五顶军绿色的棉帐篷在雪地里静静地迎接着我们。帐篷是老职工前一天才匆匆搭建完成的，铺板还略显潮湿。铺板下是“地火龙”，这是帐篷特有的取暖设备，用砖砌成，类似于火炕，但比火炕低，离地面只有三四十公分高。“地火龙”与铺板之间也有三四十公分的空间。在帐篷一侧的外间点火，另一侧出烟。

120名男知青分住在四个帐篷里，每个帐篷住30人，30名女知青在另一个帐篷。帐篷里是两排像大车店一样的铺位，每排15个人。薄薄的帐篷和彻夜不熄的“地火龙”抵挡不住大兴安岭凛冽的寒风，常常早上起来，洗脸盆里的水已结了一层薄冰。

新兵连的生活简单而单调，早晨五点，哨音在黑蒙蒙的黎明前响起，知青们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围着操场跑步、出操、练队形。早饭过后，照例是“天天读，学毛选”，学习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

再说我们的伙食，细粮按当时的标准，是2斤大米，“一箩到底”的8斤白面，再加上每月每人半斤豆油。所以日常经常吃的是大楂子干饭、高粱米饭、苞米面窝头。大兴安岭蔬菜奇缺，冬季主要是西葫芦干，逢周六晚饭才能改善一下伙食。肚子里缺油水了，就到商店买“清蒸猪肉”罐头，里面百分之六十都是肥猪油。到了冬季，食堂里很冷，餐桌上结满了冰，也缺少凳子，我们常常不在食堂吃饭而是用饭盒打好饭菜，往大衣里一揣，跑步回到宿舍吃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知青还不忘寻找“欢乐”，曾记得有一次两个知青打赌，看谁窝头吃得多，有一个知青一口气吃了9个窝头，撑得捂着肚子一动也不能动。

冬季，是施工企业的淡季，工地都已停工。处里组织我们“打沙子”，汽车把我们拉到甘河边，用炸药炸开几十厘米厚的冻土，把河床上的河沙一锹锹取出来，再用筛子筛出来，装上汽车运走。裸露的荒原北风呼啸，呼出的热气凝结在眉毛、眼毛和帽子上结成白霜。中午，用树枝燃起一堆篝火，十几个人围成一圈，边取暖，边用树枝串起冻的像石头一样的馒头转圈烤，烤化一层啃一层......

三个月的军训结束，知青们被分配到各个连队（当时建工处是仿部队建制，施工队称为连，队长称连长，军队代表称指导员），工种就是木工、瓦工、抹灰工、钢筋工、架子工、修理工等。

春暖花开，施工季节来到了，我们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在老工人的言传身教中，我们初步掌握了建筑施工的基本技能。在野草荒滩上，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搭起高高的脚手架，盖起了座座厂房，幢幢高楼。加格达奇俱乐部、地区“691”电台、机床厂、五金商店等都是我们知青的“杰作”。

记得五金商店施工的时候，二楼地面需要浇制水泥，施工工艺要求必须依次浇筑完，中间不能停顿。当时缺少提升设备，就以知青为主组成突击队，连夜挑灯夜战。每人一副扁担，两只橡胶桶，装上百十斤的水泥沙浆，沿着陡峭的跳板，把水泥挑到二楼。连续奋战一夜，圆满完成任务，得到了处里的表扬。

除了建筑施工外，知青们还担负着急难险重的突击任务，大兴安岭的春季，风大物燥，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几乎每年都有山火发生，知青们就成了打火“突击队”、“预备队”的主力。每有任务下达，知青们都踊跃报名参加，背上十几斤干粮，一连几天、十几天备战在打火一线，夜晚借着火光，寻找着火点把余火扑灭。白天在沟塘边休息睡觉，饿了吃一口干粮、咸菜，渴了就喝沟塘里的水。没有一个人喊累、没有一个人掉队。完成任务归来时，大家几乎象换了一个人一样，衣衫褴褛，全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燃烧过的草灰和着汗水，沾满全身，连裤头里都是黑的。

有一年，处里接到了修建国防公路的任务，知青又成了当然的主力。在荒无人烟、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边，我们搭起了帐篷，用树枝和蒿草搭起了床铺。夏季气温高，帐篷里又闷又热，我们把帐篷掀开，铺下是潺潺的流水，不时还有游蛇“光顾”。早晨，我们身上涂满防蚊油，只穿一件裤头，在树林中用锯子、斧头、镰刀，按图纸要求清除地面的林木和杂草，谓之“打路影”，用拖拉机把路影两边的土推向中间垫高，再用人工把路型修好。我们还在那条不知名的小河上，修建了一座能通行汽车的木桥，起名叫“反修桥”。由于距离最近的村镇也有几十公里，又没有公路，生活物资全部是人拉肩扛上去的。主食还好说，没有菜吃是最大的难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好啃咸菜，最后连咸菜也没有了，只有干啃窝头。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上厕所。大兴安岭有一种牛虻，就是俗称的“瞎蠓”，个头大得吓人，一个火柴盒只能装一个。它们常常寻味而来突然袭击。所以在＂方便＂的时候，必须事先拔一把蒿草，做成扇子状，一边方便，一边不停地在屁股后面扇。否则，一不注意，被“瞎蠓”叮上，真能叨下一块肉，顿时鲜血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