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作战，太平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天国之兴，在于得民心，所以才会在北上东进的征程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了队伍，许多生存无计的百姓携家带眷投入天国的怀抱。太平军过境之处，人们莫不怀念，湘军领导人气得大骂“莠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①。在江西袁州被湘军围攻时，太平军准备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②。历史上，每当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想为奴隶而不能”的时代，受压迫者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他们，极尽所能地支持他们。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令他们失望，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还快、盘剥还烈。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岂能真正实现？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之群”了，他的天王府富丽堂皇不让于任何一代骄奢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的前朝皇帝。登上王位后，洪秀全曾一口气做了500多首《天父诗》，其中一句就是“只有臣错无主错”。宣扬人人平等的天国中，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凡东王、北王、翼王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①天朝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同治二年(1863)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果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②，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可见建国之初的“圣库”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其他庸碌各王腐化敛财的情况不复可问矣！天朝渐失民心的情况不复问矣！太平天国后期的一首民谣唱道:“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③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鲁迅先生指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④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更成为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⑤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抓住这一点，号召所有读书人及忠义血性的人们起来同此等“大逆不道”的诛心言行斗争到底。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教的产生颇有些不伦不类，它是洪秀全在对基督教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中西合璧”出来的结果，后来西方人了解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和洪秀全的言行后，并不承认它与西方的基督教同出一源。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而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乎，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①太平天国试图摧毁一切传统偶像的强制性做法，更是被证明为失误。“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

（ 摘自《曾国藩与湘军》 作者:张云 韩洪泉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