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信仰而战,士大夫曾国藩为何最终胜出?
2009年02月08日 16:54书摘 】 【打印

歌德说,他是时代的产儿,如果早生20年或晚生20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20年或者晚生20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团练虽然早就有,只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才真正走上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传统的团练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天朝将士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两肋插上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干王洪仁?、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同商定破敌之策。会后,李秀成依据干王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使这把插在天京近边的利剑灰飞烟灭。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前述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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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云 韩洪泉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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