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把窃踞新疆达十三年之久的阿古柏反动政权一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在新疆的扩张阴谋，并使沙皇俄国鲸吞天山南北的美梦成为泡影。收复新疆的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和力量，也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阿古柏政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监狱。在其统治区内“严刑厚敛，税及园树”[70]，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繁重的苛捐杂税“使他们变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家中的锅碗交纳税款”[71]。更有大批人民沦为奴隶，“奴隶制在喀什发展到了相当大的程度，单是巴特乌列特本人就拥有三千名以上。不管是被征服的和部分变为奴隶的汉人、回人和卡尔梅克人，从巴达克山和其他与‘哲得沙尔’相邻的独立领地运来的人都在喀什市场上出售。有劳动能力的奴隶每名售价不超过四十天罡[72]。新疆的收复，不但使这一辽阔地区重归祖国版图，也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收复新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沉重打击了英、俄两个殖民大国的阴谋，遏制了他们掠夺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

阿古柏被称为“英国人在克什米尔以北土地上所树立的英雄”[73]。为使阿古柏政权苟延残喘，英国侵略者费尽了心机。战斗未曾开始，他们就利用自己控制的在上海的报纸散播清军在关外已遭失败的谣言，妄图混淆视听，惑乱人心。当左宗棠准备借外债以充军饷时，英国政府又阻止英商提供贷款。此外，他们还通过对李鸿章施加影响，企图动摇清政府收复新疆的决策。清军收复天山北路以后，他们又积极活动，妄图阻止大军南下。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公然要求让阿古柏继续窃踞一隅。对此，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74]一八七七年七、八月间，清军已克复吐鲁番盆地，阿古柏政权即将全面崩溃，英国政府竟于此时与中国驻伦敦外交使臣郭嵩焘交涉，无理要求在喀什噶尔一带保存阿古柏的残余势力。对这一横蛮干涉，左宗棠十分气愤，他严词驳斥说:“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75]左宗棠没有理睬英国的无理纠缠，把阿古柏的残渣余孽一直赶出国境。英国殖民者的外交阴谋没有挽救了浩罕入侵者的灭顶厄运。

对新疆早就垂涎三尺的沙俄，在清军大举出关前后，更加紧策划，妄图左右局势。一八七五年七月，俄国总参谋部军官索思诺福齐率领一个“考察团”，在兰州左宗棠的总督衙门住了二十七天，刺探出关清军的实力和中国备战的情报。索思诺福齐一面侈谈“和好”，一面想以提供军粮为诱饵束缚中国的手脚。他直言不讳地供认:“我的考虑在于使左宗棠和他的军队，被吸引到我们的储备上来……”，这个俄国特务竟飘飘然陶醉于自己的“杰作”，他写道:“假如七万武器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76]但侵略者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沙俄虽然答应卖给中国五百万斤军粮，却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会谈中索思诺福齐曾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派兵、派军官“助剿”，左宗棠当即断然拒绝，“中国边防，中国自有办法，可无须帮助。”[77]索思诺福齐回到俄国后，又故意刁难，拒不执行购粮合同，并节外生枝，要清政府同意俄商到古城、巴里坤、哈密一带贸易的无理要求。对此，左宗棠嗤之以鼻。他指出:“伊所挟者，不过办粮、供子药两事，然均须重价见银，我有重价见银亦由内地可办(见在包、归、宁夏商驼甚形踊跃，肃、安一带亦然)，不必俄人也。”[78]

一八七六年八月，正当清军在北路节节胜利的，另一个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普瓦热瓦瓦斯基中校带着一个所谓“探险队”去阿古柏占领区收集情报。普瓦热瓦尔斯基一到南疆，就迫不及待地为风雨飘摇中的阿古柏政权出谋划策。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五日，阿古柏的心腹扎曼给普瓦热瓦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透露说；“您关于如何同中国人进行战争的良策都转达给可汗殿下了，可汗完全赞同，极为满意。”[79]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以库罗巴特金大尉为首的俄国官方代表团到了南疆，它的使命在于胁迫朝不保夕的阿古柏政权炮制一个“边界条约”，以便赶在这个政权覆亡之前攫取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普瓦热瓦尔斯基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对俄国来说，当前正是确立同东土耳其斯坦的关系使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最好时机。阿古柏伯克现在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一定同意”。“现在最好是把我们的疆界从纳喇特岭移到达兰达坂”[80]，即把占领区从伊犁再向东南延伸。只是因为阿古柏政权迅速崩溃，沙俄的扩张阴谋才未得逞，所谓“阿古柏边界”的叫嚣也销声匿迹了。新疆回归祖国怀抱，宣告了英、俄殖民者鬼蜮伎俩的失败。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遏制俄、英(特别是俄国)的蚕食，在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十分重视建设新疆。当战争仍在进行时，每收复一城，他就派专人前往办理善后。一俟战争结束，即着手召集流亡，兴修水利，恢复生产，改革税制，仅仅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一定成效。左宗棠一方面着手减轻赋税负担。土地税在清丈前按实际收获物的十一分之一计征，清丈以后再按亩征赋；另一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库尔勒等地，以军队修整，兵民合力、官方贷款民间出力等方式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大力推广蚕丝业，“移浙之桑种于西域”[81]，并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设局，聘请湖州工匠传授栽桑、养蚕、煮茧、缫丝、织造等技术，“自是以来，蚕事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人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82]。在经过了十多年战乱之后，新疆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关内回民复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接续而来”[83]，残破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单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还不足以巩固边防。一八七七年四月，吐鲁番战役后，左宗棠即在《统筹新疆全局疏》中，“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他指出严重威胁来自沙皇俄国。“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84]为了有效地抵御沙俄的侵略，必须废除过去存在于新疆的“军府制度”，“设行省，改郡县”，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在以后五年中，左宗棠曾四次上奏清廷，要求在新疆建省，这一宿愿在他去世后几个月终于实现了。新疆建省的主张，早在鸦片战争前就为龚自珍、魏源等一些有识之士所提出，青年时代的左宗棠也曾吟唱过“置省尚烦他日策”[85]的诗句，但当时人们对这一建议的意义还缺乏认识，经过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新疆建省对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性才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各族人民为收复新疆进行的斗争，不但在当时有着重大意义，在以后一百年中也造成了深远影响。当年，老沙皇的凶狠、狡诈，在侵略新疆的罪恶活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其咄咄逼人，大有囊括全疆之势。时至今日，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完全继承了老祖宗的衣钵，甚至比老沙皇走得更远。他们大放厥词，说什么，“历史事实证明，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86]不难想象，如果一百年前，中国收复新疆的斗争归于失败，那么，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很可能已在玉门关外虎视眈眈了。当年左宗棠警告过的:“若新疆不固，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87]就要成为现实。一百年前，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为祖国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给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左宗棠不愧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新疆回归祖国怀抱，首先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左宗棠做为一个组织者、指挥者和最高决策的参与者，在收复新疆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应给以足够估计的。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左宗棠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阶级，我们在肯定他的功绩的同时，也应正视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中的罪责，但本文并非全面评价左宗棠一生的功过，这里就不多加论述了。

（资料来源:本文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