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收复新疆的胜利，在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史上是不可多得的记录。因此很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这次西征胜利的原因。

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正义与否，人心的向背如何。收复新疆之役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首先在于战争的正义

性质，如左宗棠所说，“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47]。在阿古柏残暴统治下的新疆各族人民，日夜盼望回归祖国怀抱，南疆一带更广泛流传清军快要入疆的信息，“喀什伽师地方有个农民在犁地撒种时，有人问他:‘喂！朋友，请问你在种什么？’那个农民回答说:‘还要种什么？种的是赫太依(意为汉人)’，问话的人微笑着高兴地走了。”[48]有的人不堪迫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逃往内地，赴北京呈报情况。大军入疆后，所到之处也得到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一八七六年七月底，清军挺进古牧地，“吋屯地乏水，军渴甚。锦棠询土人，知黑沟驿上黄田有积泉”[49]，遂进袭黄田，取得了入疆第一的胜利。一八七六年秋，吐鲁番地区“缠回”(维吾尔族)阿哈默特投奔张曜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50]。一八七七年春，清军围困达坂，“城中投出缠回报称:安夷盼援不到，官军锁围日偪，群议突围而走。”刘锦棠得知后传令严加防范，“夜间列燧照耀，光如白昼”[51]，破坏了敌人的突围计划，达到了全歼的目的。当刘锦棠挥戈南指时，饱受阿古柏暴虐统治的各族人民，“皆日夜延颈，拭目盼望”清军[52]。“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53]。保证了部队继续前进。当白彦虎狼狈窜至拜城时，城内人民“即闭城门，白逆攻之未下”[54]；清军进抵阿克苏，“城内缠回十数万，则皆守城以待官军者”[55]。在清军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和阗伯克呢牙斯还据城起义，并进攻叶尔羌，牵制了伯克胡里的力量。清军收复新疆的斗争，不但得到维族各阶层的支持，也为其他各族人民所拥护，如由喀喇沙尔避居博尔吐山的蒙古“台吉”扎希德勒克，听说大军进抵托克逊，立即赶赴该城，向刘锦棠领受机宜。清军南进后，他“随同驰驱，于地势险夷、贼情虚实、水道深浅．据实备陈”[56]。又如从伊犁逃出的锡伯族人民在喀尔博户一带屯田储粮，大军进抵乌苏，他们就送粮食到营中以供军用。

为收复祖国疆土、驱逐侵略者而战，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也是广大士兵的心愿。出关大军上下一心，士气高涨，“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57]。本来进军新疆，条件很艰苦:耍跋涉于戈壁之上，天山之巅；要忍受吐鲁番盆地的酷暑，要经历“霜冻凝积”的寒冬；有时因敌人决水，要泅渡一片汪洋，有时因前进断粮，又面临忍饥挨珧。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清军仍能坚忍不拔，所向披靡。南疆西四城克复后，清军更深入人迹罕到之地，攀缘石壁、冰梯，追歼残敌，“四昼夜驰八百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接仗时犹复倍祁抖擞，愈接愈厉”。[58]事实说明，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励着清军广大将士奋勇杀敌。

左宗棠要求西征将士保持良好的军纪以及采取正确的俘虏政策，是胜利进军的第二点原因。对于部队的纪律，左宗棠三令五申，十分重视。他指示各军:“回部为安酋驱迫，厌乱久矣。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59]在给嵩武军统领张曜的信中一再告诫:“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八城易复而亦可守矣！”[60]对每一支开赴前线的部队，左宗棠都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咛，说明军纪好坏直接关系民心的得失，战争的胜负，乃至新疆今后的“长治久安”。易开俊所部由吐鲁番开赴库车一带填防时，左宗棠在信中指示说．“麾下所部虽皆劲旅，然于纪律一切，能否恪遵无误，究未可知。此次进驻库车，尤宜时加申儆，勿稍宽纵，致失民心。”[61]对主力刘锦棠部，左宗棠虽较放心，但还是谆谆嘱咐:“此次如能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62]这就把严整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左自己说，“此次大军所至，秋毫无犯”[63]可能有些夸张，但清军所到之处，当地人民“望风投命”，“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64]。这说明入疆清军的纪律确实是较好的。对某些不守军纪的部队，一经发现，左宗棠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处置。吐鲁番之役，发生过蜀军统领徐占彪纵兵扰掠的事，左宗棠立即将该部从前线撤回，并拟将徐撤职。

为瓦解敌军，一清军还采取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对达坂之役的一千二百名战俘，除将二百多名安集延人送到肃州监禁外，其余战俘，刘锦棠“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俘虏们“皆惊喜过望，踊跃欢呼而去”[65]。事实证明，释俘政策是成功的。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大伤脑筋，“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余俱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各城缠回，畏官军之威，感官军之德，愈恨帕夏，不服其约束。”[66]清军从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抵抗，正确的俘虏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疆一举克复的第三点原因，是清军统帅部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左宗棠进兵新疆的基本战略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其作战原则是。“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乃为一了百了之计。”[67]“先北后南”，是从空间角度说的。当时，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南路，北路则由后来归附的白彦虎、马人得驻守。“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68]，如果先攻北路，对整个战局发展将十分有利。首先，可以避实就虚，在突破敌人薄弱环节后再进行决战，这样就可以先声夺人，鼓舞士气。第二，可以分散敌人兵力，将阿古柏的一部分军队在北路聚而歼之，为挺进南疆创造条件。第三，占领北路后，取得了前进基地，解除了南下大军的后顾之忧，从而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敌人之势。

“缓进速战”，是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即在每一战役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匆忙进兵，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就要速战速决，不拖泥带水。左宗棠自信“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69]比如古牧地之战，是双方主力第一次交锋，只用了一个星朔。达坂之战，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只用了四天。从三个大战役来看，收复北路用了三个多月，收复吐鲁番不到半个月，进克南路只用了四个半月，总计也不过八个多月。但海战之前的准备却花费较长时间。从一八七四年九月，左宗棠任“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到正式作战，其间共一年半，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到进攻吐鲁番(一八七七年四月)，则休整了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地区(一八七七年五月)到进军南路(一八七七年九月)，又准备了四个月。每战之前，左宗棠对后勤供给(包括军粮、军火、军装的供应)都做了仔细筹划，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的配合做了安排，对进攻叫机的选择做了周密考虑(如尽量避开寒冬、酷暑)。同时，左宗棠还注意了失地收复后的善后工作，如召集流亡，奖励开垦等。当然，准备工作中也有失误的时候，库尔勒断粮就是一例。

总之，“先北后南”，“缓进速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作战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清军西征胜利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比较充分。正因为有了准备，才能稳操胜券。关于准备工作的具体内容，本文第一部分已做了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