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收复新疆的胜利，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物质准备，即筹粮、筹饷、筹转运。

左宗棠十分重视部队给养的筹划。他常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16]。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相当困难。为广筹军粮，左宗棠分南、北两路加紧采办，北路于归化设“西征采运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并派人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开辟粮源；南路主要是指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肃州一带，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共在这里采粮四十七万五千石。此外，还从俄国购到一批粮食。

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以政治家的眼光注意了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他的观点是，“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17]。河西走廊历经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万状，但征军云集，需粮数目很大，一八七四年在这一带就购粮十九万多石，相当战乱前全省一年的额赋，可是，一些部队不顾百姓死活，还要继续加价订购。左宗棠坚决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他指出:“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18]“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19]

左宗棠深知解决军粮问题决不能单靠征购，因此于采办之外还十分重视屯田。他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20]。一八七四年，张曜一军进驻哈密，左宗棠立即指示他:“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贼扰，驻军其间，自非力行屯田不可”[21]。关外屯田，首先要兴修水利，为修复已废的石城子渠，张曜请求拨毡条六千条备铺底防渗用，左宗棠在军费奇绌的情况下，命令赶造万条解赴哈密，宁可多筹于先，以防功亏一篑。后来，哈密屯田终于取得成效，垦荒两万亩，每年可收军粮几万石。左宗棠在兴办军屯的同时，还强调搞好民屯。他嘱咐张曜，当地“缠回”(即维吾尔族)  “如借籽粮，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22]。“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23]

有了粮，还需要运。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长途运输谈何容易．因此左宗棠对后方勤务的总方针是“粮运兼筹”。运输工具关内以车驮为主，关外以驼运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调集到的运输工具计有: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头；骆驼29，000头。而这些对繁重的运输量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出征的士兵，除武器、装备外，还不得不裹带一部分粮食行军。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和扩大运输量，左宗棠很注重组织民运。他认为“转运一节，固非藉资民力不可”[24]。既要借助民力，自然要爱惜民力。因此，他对出关军队强拉民间牲畜，甚至扣留不还的扰民行为十分震怒。在给金顺的信中，他严词指责说:  “天下事不外人情物理。乌有倒行逆施而能济事者乎！用兵所以卫民，今卫民之效未闻，而虐民之事则无不毕具，不知主兵者于目前事势、日后事势亦曾涉想否？”[25]

经过左宗棠多方设法，分途采运，到一八七六年初夏军事行动即将开始时，已在安西、哈密、古城子、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二千四百八十万斤军粮。其他军需物资的补给，左宗棠也做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负责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收集情报，在汉口设后路粮台，转运上海军需，在西安又设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早在一八七一年已创设甘肃制造局，一八七五年又在兰州建立火药局，以就近供应军火。

筹粮、筹转运固然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筹饷的困难更大。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是艰难竭蹶，捉襟见肘，要打仗却拿不出钱。左宗棠一年的军费支出约需银八百多万两，实际只能收到五百多万两，即每年要短缺三百万两。所谓“海防”之议起，各省实解的西征“协饷”(当时西征军费由各省、关分摊)更只剩下二百几十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情景，左宗棠“昼夜焦急，无从设措”[26]。为摆脱窘境，他只好要求借外债以充军费。最后，消政府决定从户部的海关税中拨出二百万两，并命各省关尽先解银三百万两(限期三个月)，再由左宗棠自借外债五百万两，才暂时解决了军费的难题。

除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之外，左宗棠还通过整顿、集训、改善武器装备来提高出征部队的战斗力。他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27]。因此首先整顿关外部队，裁减冗兵，节约军饷，并将畏葸不前灼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奏清撤职查办，将景廉旧部三十四营裁并成十九营(以后金顺接统又裁并一次)。刘锦棠部“老湘军”是主力部队，于一八七五年秋天在凉州(甘肃武威)训练了几个月，一八七六年二月下旬才进驻肃州(甘肃酒泉)，并于四月份三批出关。对于出关各军的武器装备，左宗棠也做了调整和充实，尽量配备比较先进的武器。金顺出关时，配备开花大炮一门；桂锡桢出关时，配备德国后膛开花大炮一门；张曜出关时，配备各种炮十一门，主力刘锦棠部配备最优，除原有枪炮外，出关时又配备包括新式大炮在内的各种火炮十多门，各种枪支一千多杆；侯名贵的炮队计有大、小炮六门，七响马枪三孔四十支(每支配子弹五百六十发)。前线指挥官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英国人包罗杰评论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问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28]

为做到“知己知彼”，左宗棠还很重视敌情的搜集和分析。他曾多次派人出关了解阿古柏窃据新疆的来龙去脉及当前状况，认真研究作战对手。他还通过在上海筹办军需的胡光墉了解各国动向，收集外交情报，以配合军事行动。对英、俄争霸亚洲的矛盾，左宗棠有自己的分析，他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雠，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則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29]为了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政权，左宗棠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避免分散力量，两个拳头打人。

正是在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左宗棠在一八七六年夏天拉开了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疆土的战幕。

二

一八七六年四月七日，左宗棠从兰州抵达肃州(酒泉)，在这里设置大本营，就近指挥。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部队二十五营(约一万一千人左右)前后分四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迸发(此时金顺、张曜、额尔庆额各部均早已出关)，紧接着又派蜀军徐占彪部五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总兵力约七万多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计八十多营，近四万人。战事从一八七六年夏季开始，到一八七七年底结束，天山南、北两路除伊犁地区外均告克复。一八八一年又以备战为后盾，通过外交淡判收复了伊犁地区的大部分。下面对收复全疆的两大阶段做一简述。

第一阶段:粉碎阿古柏伪政权，收复天山南北。

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湘军总统刘锦棠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济木萨会商进兵计划。八月十一日，清军出奇制胜，袭占战略要地黄田。依附阿古柏的白彦虎集团，集中主力扼守乌鲁木齐北面的古牧地(乌城只有守敌千人)。刘锦棠和金顺两军合兵一处，以优势兵力展开攻坚战。在击溃阿古柏派来的增援部队后，又以猛烈炮火轰坍城墙。十七日，清军克复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乘胜猛进，于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十一月十一日，金顺在刘锦棠部和伊犁将军荣全的协助下，攻占围困达两月之久的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路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