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只剩得青松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火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期间，周承认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也具有某种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见到了一点光明”。但是，这些诗的实质是写日本政治的反动，写大自然的纯净与肮脏的人类制度之间的对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在周的诗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繁荣发展，封建主义正在走向枯败。

导致周恩来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时，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东京的中国学生也反对该条约对中国的虐待。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老式强国外交的爱国热情。比周晚毕业两年的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马骏给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写信说:“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题在吴的家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吴自己决定留下来，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学业。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立即回国。“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使周不顾吴和他妻子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学业而做的一切努力。吴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贵戒指卖掉，用来作为周的盘缠。当天下午，她把急于回国的周恩来送上驶往东京的火车，然后周再从那里回中国。

周旅居在亚洲当时惟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1971年，他对日本参观者说:“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1955年，当周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惟一能说的日本话是Konnichiwa，即“午安”。

还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代表团说，虽然他在日本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吴自己回忆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现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职业道德的工作及它的爱国主义。对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周曾把日本奉为一个使古老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型或榜样。因此，在日本旅居了18个月之后，周于1919年5月离开了日本。在那里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不得不把书卖掉，积蓄了30美元钱作为回国的路费。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