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船政学堂如此，清末很多的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都是教育和实业结合的产物。这样，我国许多高等专门学校在产生之初，就往往和民族产业资本，和某个部门或企业相伴而生，在起源上与实业部门或企业有着千丝万楼的联系。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清末的一些权臣关系密切，因为近代的许多部门和组织如军工、电报等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这些洋务大臣亲自操办的，洋务学堂是他们直接向这些部门输送人才的基地，甚至许多学校到后来就直接镇移交给这些部门管理了。当然，这种办学方式在百废待兴之际，个人或某个部门或企业的努力显得很有成效，但是由于没有完善规范的制度，个人努力和影响很容易因为政局的变动、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而导致学校不能持续地办好，这一点在福建船政学堂的后期办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近代部门办学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当时对西方科技和文化的认识程度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缓慢，国力的衰退导致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产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局面才使清廷有了危机意识，较早觉醒的洋务派就主张通过办洋务、兴学堂实现富国强兵。京师同文馆的成立标志着洋务教育的开始。但京师同文馆创办之初仅仅是为了“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培养一些“译员”和“通事”。后来军事上的惨败使洋务派认识到中国军事技术的落后，提出“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而不应该“制于人而不思割任之法”，开始购买和制造轮船和枪炮，建造生产军火的兵工厂，福建马尾的造船厂，上海的机器制造局等军工企业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产物。为了解决洋务人才危机的问题，洋务派在各个工厂附设了工业技术学校。洋务教育的全过程表明了中国当时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的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当时的许多学校附属于军工企业，由具体的业务部门直接按其所需进行办学和管理，这符合清廷患功近利、“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特点。清末部门办学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个结论，洋务派的急功近利导致了所办学校性质比较单一，缺乏整体上的规划和协调，本位主义和短视行为严重。很多学校随着清朝衰落和最终的灭亡被停办或被合并重组。在我国逐步引进和建立了西方的近代大学制度以后，曾经比较有效的部门办学也越来越被淡化了。

3.部门办学的出现与我国清末民初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野有关。清末民初，我国处于社会的大变动时期。清朝内外交困，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改革就要亡国灭种。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洋务教育和洋务实业都承担着挽救危亡的重任。但长期以来，由于地方豪绅和封建军阀的割据，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教育上表现为各利益集团只为自己所需，兴办本部门本行业所需的学校教育，而国家教育部门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众多的学校的发展，这都促使了部门办学局面的形成。民国时期的情形也是类似的，国内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统一，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使部门办学得以存续下去，从交通大学在铁道部和教育部之间移交的冲突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另外一种解释是，民国时期的部门办学现象与当时我国受法国模式的影响有关。从清末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开始，我国相继引进了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模式，在不断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制度的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蹒跚前进着。法国作为当时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的教育制度对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法国长期以来的部门办学也深深地影响了正在探索前进的中国高等教育。虽然民国后期主要借鉴了美国的制度模式，但法国的影响却无法彻底清除。而极具历史偶然性的是，几十年后的新中国在确立教育体制的时候选择了和法国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苏联模式，传统和现实的相遇使部门办学立刻获得了生命，成为新中国毫不犹豫的选择。

五、思考与启示

从我国部门办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清末民初确实存在部门办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绩。几十年以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部门办学的管理体制，而世纪末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部门办学管理体制又被废除，整个20世纪，部门办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命运。建国初确立部门管理体制固然有苏联模式的影响，但不可否认部门办学本身就是我国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学者大冢丰在其著作《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中充分肯定了解放区部门办学的实践对新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有部门办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来自于延安时期和解放区办学的经验，尤其是东北区的高等教育行政的经验。他指出，中国国内早就存在十分“本土化”的部门办学管理方式的雏形，唐朝和宋朝就有按不同专业分别归属不同行政部门的管理情况，清末创办的高等学校也是技学习西方语言和技术等不同目的开设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也是部门办学的情况，同时他还否认了民国时期存在部门办学。通过考察，我认为清末民初存在部门办学这个史实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时期部门办学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是我们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笔重要遗产。认识这一点，对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我国部门办学的传统，理解20世纪下半叶我国所经历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清末民初的部门办学确实存在，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我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形成和发展源起的这段经历，应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的部门办学和解放区的部门办学一起组成我国部门办学的传统，成为建国以后我国如此顺利，完全地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大冢丰提出的“建国后部门办学的管理体制是我国自主选择的结果的结论”是正确的，潘懋元教授也不止一次地指出，部门办学并不纯然是学习苏联的结果，部门办学的存在可能有很多教育自身或适合我国国情或传统的因素，他们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了解清末民初的部门办学对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我国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很重要的意义。追溯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个20世纪部门办学的命运，从中也可以窥测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形成和确立的时期，部门办学被当时比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寄予厚望，承担着拯救国家、匡扶社稷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学习苏联部门办学的经验也是当时的必然选择，而在世纪末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部门办学却基本上遭到否定和遗弃。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部门办学在不同时代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而今天作为一种办学和管理体制，它却基本上走到了末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能力自主选择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部门办学因固有的本位主义、重复建设等弊端与合作共享等理念的矛盾而日益不能为人容忍，并终遭遗弃。在整个20世纪部门办学时荣时损的命运历程中，贯穿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步从自我摸索、盲目模仿走向自主选择的坎坷曲折的历程。

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我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具有深刻的时代和历史的烙印，而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部门办学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特点。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部门办学之所以在整个20世纪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选择，必定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部门办学虽有某种狭隘性，但在培养人才的适应性和人才与产业的结合性上，也确实有其优越的一面，恐怕对某些特殊行业来说还是需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国世纪末废除部门办学体制以后，原来的部门所属院校下放到地方，它们或者因为经费不足而办学困难或者日渐失去原有的办学特色而彻底“转轨”，失去了曾经所拥有的优势。由于我国是个区域差别极大的国家，某些地方的某些行业还是需要面向这些行业发展的特色教育的，这就出现了实践的两难。而对院校来说，如何既保持传统特色又跟上时代发展，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