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具有部门办学性质的洋务学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附设于某一个军用部门，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机械局附设水雷、水师，电报各学堂；(2)附设于一个民用部门之下，如天津西医学堂，津榆铁路公司1895年在山海关创办的铁路学堂等；(3)直接设于军营之内，如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等:(4)直接由某个洋务大臣召集业务部门筹建，如上海南洋公学就是盛宣怀筹集招商、电报两局商捐建立起来的；(5)原来由某一个洋务大臣提出设立，后来归属于不同的部门；这种形式占了其中的大多数。

1906年，作为实施“新政”的一部分，清廷对中央官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史称“丙午改制”，改制的结果是中央形成了11个部。这样原来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或者原属于某个洋务派大臣主管的学校就直接隶属于中央不同的业务部门，由此，中国的部门办学得以形成，并且在民国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三、民国时期:清末以来的部门办学的延续与发展

经过洋务派苦心孤诣的经营，洋务学堂在后来不断发展，形成了我国近代的专门学堂和高等学堂的基础（当然这个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民国在继承清末高等教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也部分地继承了清末部门办学的做法。民国初年，教育部管辖的专门学校有北京法政、医学、工业、农业。美术专门学校和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交通部设立的有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传学校、唐山工业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0年改为交通大学），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等，外交部设立的有俄文专修馆及清华学校、陆军部设立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内务部办有警务学校等。此外南京有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学校等。

1918年6月，民国教育部公布的《蒙藏专门学校规程》的第八条规定:“本校隶属于蒙蔽院，由教育部考核。”表明其部门办学的属性，以上这些专门学校在1917年《修正大学令》和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以后不断合并重组，有的发展为单科大学或多科大学，继承了先前的属性，从属于不同的部门和行业，延续着清末以来部门办学的做法，成为民国时期的部门办学。

民国时期交通大学的发展演变历程清晰地展现了当时部门办学的情况。交通大学的前身是清末洋务大臣盛宣怀于1898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在1904年之前，盛宣怀任学校的督办，掌握办学大权。1904年，学校隶属于商部，1905年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清政府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增设邮传部，主管全国“路、轮、邮、电四政”，因学校经费来源于招商、电报两局，而招商、电报两局属邮传部管辖，因此同年学校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高等实业举堂、辛亥革命后，原清政府的邮传部由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部接管，学校又改隶交通部，同时改校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从1911年直到1928年10月，学校一直隶属交通部管辖，其间校名和校址均有变动，曾出现3次较大的改组，分别在上海、唐山、北京三地办学，1928年11月，学校移交国民政府铁道部管辖，直到1937年，从1929年春至1930年秋，铁道部对交大进行大调整，基本上形成“部（铁道部），路（铁路）、校（交大）”联成一贯的“部校合作”体系。学校按铁道部交通机关的需要，全方位地调整培养方案，毕业生多分配到铁道交通系统。”部校双方恒注意供求之调剂，不如他方非患乏才即患失业也”，这样，毕业定向的交大学生学以致用，受到文通实业部门的欢迎，在学期间也无失业之忧，交大因此对优秀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1937年6月的移交事件曾引起很大的风波，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交大的部门管理所形成的惯性力量。国民政府把交大由铁道部划归教育部的决定，遭到交大师生、校友的极力反对，最终不得不达成妥协，宣布“本校……移归教育邪管辖，但经费仍由铁道部划拨，……校务委员会除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及奉校校长为当然委员外，由铁道部聘请三人，教育部聘请四人、共九人组成。”结果整个抗战期间，尽管交大由教育部主管，但本科毕业生还由铁道部分配或由学校向路局、企业推荐。由此形成了民国时期交通大学部门办学的延续，也成为我国部门办学的一个典范。

有一点应该注意，尽管民国时期存在部门办学。坦办学的数量和影响都不及清末。这一方面是因为民国时期教育部的权限逐渐强大。对教育的管辖不断加强，收归了许多原在实业部门的办学权力。例如，早在1912年10月，民国教育部就公布了《专门学校令》，其中第二条规定:“国立专门学校统由教育郎管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民国初年，在大学教育得到发展的同时，因为经费所限，专门学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发展速度减慢，从而使民国初年部门办学的成绩反倒没有清末显著。从“民国初年工业专科教育概况表”上可以看到，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九年，专科学校的数量少了35所，说明当时的部门办学在萎缩。

四、近代我国部门办学形成、发展的原因分析

1.近代高等教育与实业的天然联系及少数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努力是部门办学存在的重要原因。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侵略下，迫于民族生存和自救与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一起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想就交织在一起，许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教育的长远作用，如船政大臣沈葆桢在主持福建船政学堂的时候，一切遵照左宗棠的“不重在造而重在学”的主张，强调了“船政之奉在于学堂”，把许多精力都花在学堂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才有了后来船政学堂的办学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