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上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人早已总结了中国的传统规律。可是，进入近代以后，有了民主、共和思想，人们就把这个中国古老的规律给忘记了，把国家分崩的后果，统统栽到了辛亥革命的头上。正像杨度所说，中国人都还不懂共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去责怪她呢？国家分崩的局面，本来就是王朝末世社会解体的结果。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杨度，或者梁启超都很清楚，袁世凯对北洋军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独裁制虽然恢复了，但袁世凯这个总统在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从曾国藩的湘军开始，中国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招募来的，“兵归将有”，形成军权下移，派系林立的局面，无法统一指挥。清王朝的解体，袁世凯的篡位，都削弱了军事领袖的权威性。当时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除王士珍已经没有兵权，退居闲散之外，段祺瑞长期担任陆军总长要职，羽毛逐渐丰满，提拔亲信，自成派系，正像当年的袁世凯对清廷构成威胁一样，段祺瑞也对袁世凯的权威构成威胁。冯国璋坐镇南京，拥有重兵，也就能各霸一方，与段形成两虎相争的局面。袁世凯不仅对他手下的两员大将统驭日益困难，对北洋诸将和各地骄兵悍将更是控制为难。段芝贵为袁世凯亲信，二次革命时任北洋第一军军长，南下作战，进驻武汉后，把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逼出湖北，长住北京。但他手下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坐拥实际兵权，开始排挤段芝贵。袁世凯竟然对王占元没有办法。奉天将军张锡銮，辖下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原是由张锡銮在前清时收编的胡匪，这时羽毛渐丰，也不愿意再受张锡銮的管辖，而想独霸一方。袁世凯对于这些骄兵悍将竟然只能迁就，无法处置。至于南北各地非北洋系的军事将领，更是鞭长莫及，时时都有叛离的危险。

杨度和梁启超如何为袁世凯策划？

古德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君主权力虽大，但并没有西方君主的不可动摇性和稳定性，“彼可取而代也”是中国的思维，所以希望称王称帝的人非常多。无论是共和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在没有什么社会势力能够推进共和制的历史条件下，“真命天子”出来以前，都会引发争斗。

杨度虽然对国情了解得比较多，但也单纯地把军事权威丧失的局面，归咎于辛亥革命实行的共和制，打破了中国的稳定，结果连立宪制也没有了，而无视清王朝的解体过程，忘记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他很简单地看重名号的作用。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他相信袁世凯是一位英主，能够像德国皇帝威廉第一，日本明治天皇，“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他盲目地相信，君主制可以提高袁世凯的权威性，袁世凯为了子孙的安全，也一定会实施立宪民主制，并且能够建立丰功伟绩，解决清王朝崩溃造成的权威失落的问题。

梁启超对局势的认识比杨度明白一点。他认为无论是君主制改为共和制，还是共和制改为君主制，“国体”的变更都是革命，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所以，不希望袁世凯违背自己忠于共和，不恢复帝制的承诺。但他认为，在共和国名义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独裁（开明专制）的总统，自由决定传子还是传贤是保持社会稳定最好的制度。

袁世凯于1914年6月召集了参政会，这个袁世凯遴选的参政会一直开得冷冷清清，但却制定了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于12月29日由袁世凯公布。根据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没有限制，由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实际上让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现任大总统出缺，由大总统选举会在这三人中选举一人。

梁启超当时就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认为修正的选举法，足以“定分而息争”，符合中国目前事势的要求。他强调指出:如果大总统去世，在前大总统推荐的三人中选举一个人继位，而全国军队及至其他各方面人物之有政治上势力者，都能够予以遵守服从，那么，这样的继承办法，则“岂惟今日之良法而已，虽谓十年以后之良法，谓为永久之良法，谁曰不宜”。

杨度提出《君宪救国论》之后，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再次重申《大总统选举法》足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