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朋友性缘关系。

因为是朋友，性情相通，趣味相投，容易互相影响走到一起来。如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都是20世纪20年代“孤军社”的成员，后又共同组成“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他们长期是好友。

项致庄，周佛海旧友。抗战之初，周佛海经常与项致庄闲谈，大发低调谬论，“项致庄亦多附和”。1943年1月，周佛海推荐项致庄为参谋次长、代理总长。孔力行，周佛海旧友，周认为“此人尚能干，可以做事”，答应“为其设法谋一次长”。张永福，伪国府委员。作为老同盟会员，华侨中附逆第一人，与汪精卫是数十年的老友。曾醒，这位被人称为“三姑”、汪伪国民党中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代表，与汪精卫夫妇是莫逆之交。

陈公博加入汪伪集团，朋友关系也是起了作用的。汪精卫到达河内时，陈公博还留在成都，他出走时曾向蒋介石表示是劝汪精卫不要走得过远，得到了蒋的同意。但几次劝汪精卫不成，陈公博便到香港去做寓公。1940年11月，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集团，从上海潜往香港，并公开揭露1939年汪精卫与日本方面进行卖国密约谈判的内容。“高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处境艰难，陈璧君到香港找陈公博，希望他以友情为重，助汪一臂之力。陈公博朋友意识很浓，认为当年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后是汪精卫将他拉至门下，悉心培养，现在理当抱答，于是便答应了陈璧君。陈公博投敌，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汪精卫个人的政治忠诚，但造成这种政治忠诚的原因，不是陈公博的政治道德有多么高尚，而是朋友之谊难违，知遇、栽培之恩难忘的综合结果。

可见，朋友性缘关系在汪伪政府的人事中是起了作用的。

5、师生、同学学缘关系

在学缘关系中，周佛海与几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师生缘显得特别突出。周佛海曾任黄埔军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些黄埔军校的失意学生投靠周佛海这位老师。如谢文达，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混得不近人意，后在上海做生意。汪伪政府成立后要发展军队，他便主动与周佛海套近乎，拉关系，见面一口一个“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周佛海将其嘉勉一番，委以兵权:其先任和平建国军第十四路军司令，后周将其拉入自己的“亲军”———中央税警学校任校务委员，再后周又推荐其为暂编第十师师长。刘启雄，黄埔二期生，1937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身为旅长，城陷时躲避于难民区。汪伪政权建立后，他投奔老师周佛海，周佛海举荐其为军官训练队总队长，后又推荐刘为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掌握该校的实权。1943年9月，周又调其担任警卫一师师长。刘夷，刘峙的侄子，黄埔二期生，因得到老师周佛海的关照，任伪第二军军长，对周佛海这位老师非常顺从。

张一鹏，伪司法行政部长、司法部长，是汪精卫留学日本时法政大学之同学。袁愈诠，伪政府政务参赞，内政部次长，是顾宝衡（伪粮食部长）在日本时的老同学。武仙卿，伪宣传部宣传指导司司长；沈巨臣，伪宣传部委员兼第三处处长；鞠清远，伪宣传部委员。三人均为陶希圣之学生。黎世衡，周佛海之同学，周答应“设法任其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后黎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

上述裙带关系有时交错在一起，既是好友，又是同事；或既是同乡，又是好友；或既是同事，又是同乡；甚至同事、同乡、好友混为一体。

可以说，最早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曾仲鸣、林柏生等8人，几乎都用上述裙带关系繁衍、扩大了汉奸集团。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中裙带关系极为明显、浓厚，是汉奸集团、汉奸政权人才缺乏的重要表现。汪精卫自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中极高的地位和声望，一旦首倡“和平救国”，追随他的人一定不少。然而做汉奸终究是国人中的少数无耻败类所为，事实令汪精卫大失所望。汪精卫曾对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势力派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事实上未能如愿。汪精卫曾交给周化人一笔钱，要周代交跟自己多年的在渝“中委”每人3000元，并口头关照:如能来归，自然欢迎，此款即备作离渝旅费；若不能离开，亦请收下以备缓急之用。结果，虽有12人收了3000元，但没有一个人离开重庆。汪精卫尤其盼望王懋功能加入“和运”队伍:“东臣（王懋功的字）如能来，全部军队交他负责。”且曾两度在上海约见王懋功的妻子，做其思想工作，并送数千元。但王始终没有出来，令汪精卫非常失望。

人才缺乏，是汪伪政府一个无法克服的“瓶颈”。关于此点，在扩大、繁衍汉奸集团中用尽各种方式，不遗余力网罗“人才”的“和运”军师周佛海有切肤之痛。汪伪政府成立前，周佛海感觉目前所缺乏者，不在经济而在人才；局面日益发展，人才更不敷支配也”。他“预计维新政府结束，国民政府接收之前后，人事上、事务上必繁剧异常，较之代表大会之准备，当困难数倍；而事务人员又正缺乏，未知如何应付。汪先生以下之同志中，鲜有虑及此者，将来必致手忙脚乱也”。汪伪政府刚成立时，周佛海曾直言，政府中人能力不足，人才缺乏:“部长中有行政经验者甚少。大都热心有余，能力不足。？？各部长中，不仅于技术有研究者甚少，且多不懂此中道理者，前途殊觉悲观。”“余常自愧能力薄弱，今竟为政府中之佼佼者，人才缺乏可知矣。”1942年12月29日，汪伪政府成立近3年，周佛海还是说:“回顾我政府人才之缺乏？？殊令人焦急也。”1943年3月3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载:“年来苦心网罗人才，而人才实不易得。甚矣，人才之难得也！”

人才缺乏，充分说明叛国投敌做汉奸为国人所不齿，汉奸政权没有群众基础，极为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