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思想者，尽管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和争议；他是一个勤奋的笔耕者，尽管他的成果给他带来截然不同的声音和评价；他更是一个天生的反对者，在美国客居时，他就曾尖锐批评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前苏联解体后，他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叶利钦。然而不应讳言，和早年作品不同，他生命最后10年，这些声音虽不断发出，影响力却远不如前，个中原因，恐怕主要还在他自己:长期的流亡生涯虽不妨碍他思考、笔耕、批评，却让他远离了社会的土壤，令他的思考、批评源泉渐渐枯竭，正如和他同病相怜的波兰作家康布罗维奇所言，索尔仁尼琴“浪费了一个作家的宝贵创作生命”。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大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厅向索尔仁尼琴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这是俄罗斯在沉默多年后，对一个争议作家的承认，想必评奖委员们明白，索尔仁尼琴的争议，更多应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俄罗斯人，他理应在俄罗斯文学史卷上镌刻自己大写的姓名。

世界上有两个索尔仁尼琴

作者:郭松民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影响最广(且不说是影响最深)的作家。自从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索尔仁尼琴就不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实际上，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而进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也许正因为如此，索尔仁尼琴很可能同时也是俄苏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家。褒之者赞其为“伟大的挑战者”、“圣徒式的一生”；贬之者斥其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为原苏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纳粹)、“劳改营的狼”；中性的则定其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本人则自称为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存在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这两个索氏纠缠在一起，很难被截然分开，而当人们赞扬作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说的是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而当人们抨击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又误击了作家索尔仁尼琴。

当然，这不能全怪读者和评论者，因为即便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区分自己的两种身份。以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为例，索氏的这部长达140万字的鸿篇巨制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的尝试”。根据他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他在一次谈话中讲了这个方法的“优于科学方法之处”，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100个或200个事实，而我只有两三个，这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这种“艺术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学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况下凭空虚构和编造，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古拉格群岛》，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中国的“报告文学”，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报告”，哪些是“文学”。而索氏之所以这样“尝试”，目的当然是政治的。

这是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剧，因为特定的时期、复杂的矛盾，迫使作家把写作作为政治活动的手段，并以此铺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2005年，俄罗斯《旗》杂志第一副主编伊凡诺娃说:“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她的这番话道出了索尔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后的悲剧命运。在冷战时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这是虔诚教徒宗教思想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海参崴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祖国物是人非、满目疮痍的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

两个索尔仁尼琴的存在，使得“索尔仁尼琴现象”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文艺界最为复杂的现象，无论是研究还是阅读，注意区分两个索尔仁尼琴，都应该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