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痛苦地处于“极左”和“极右”的压力之下，并因为误判给自己增加了不少新敌人。不过请注意，当时苏联的极左和极右含义，与中国恰恰相反——叶利钦代表“极左”，保守官僚代表“极右”。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痛苦地面对着一切改革者都要碰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进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炸毁政权本身，从而达到自我掌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却认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改革，或者干脆牺牲掉改革者本人。这种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多次上演，此时唯一能够确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终掌握全局，并借助人民的力量完成改革事业。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种素质。

由于对改革态度、立场的截然不同，苏共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三大势力，绝大部分党员还是跟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走的。1990年苏共召开28大的时候，三派斗争日趋激烈，会后虽然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和新的党纲，但这个决议不能满足叶利钦等人的胃口，于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宣布退党。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还有有多达75%的代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

直到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才意识到要与“左”、右分裂，打出“中派”旗帜，然而为时已晚。由于苏联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在普通群众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生活改善，因而开始转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其中，多数转向支持激进民主派（“左”派），少数转向既得利益保守派（右派），戈尔巴乔夫的“中派”应者寥寥。群众的这种情绪分化在1991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可以看得出来，此次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8%的选票，雷日科夫获得17.29%，而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巴卡京只获得3.47%的选票。

对于苏共的前途，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在1991年7月19日的分析可谓精辟。他说:由于过去只有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几乎全在苏共内部。多元化以后，苏共必然分裂。右翼激进派认同资本主义，其理由是西方国家生活好；左翼激进派要求回到过去，理由是改革前生活比改革后好。而余下的中派和社会主义改革派处境最为艰难，既要为过去的错误和今天的危机负责，还要建设无人建设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好是“左”“右”两个极端派都从苏共分裂出去，一般情况下只会有人退党，但党不会垮；除非各共和国没收苏共财产，宣布苏共非法。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九、戈尔巴乔夫的梦魇:赫鲁晓夫综合症

戈尔巴乔夫一直有一个梦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发动了改革，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赶下了台，扼杀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回避矛盾的时期，苏联很多问题堆积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为另一个赫鲁晓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所警惕的问题。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叶利钦是敌人，但他是明面上的敌人；而保守派也是敌人，但他们是谁呢？当年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那些人，苏斯洛夫、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人，谁在公开场合表明过他们是反对派？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戈尔巴乔夫对来自暗处的敌人，必然有更多的提防。因此，在改革进行到1989年年底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如同走独木桥般左右平衡，时而支持左派打击右派，时而支持右派打击左派，以艰难地推进他的改革，同时艰难地维持苏共的权威。可以说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局面的控制。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不必背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派的沉重的历史遗产，又不是现实的掌权派，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鼓惑性和煽动性，很快争取到了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的支持。从1989年开始，激进改革派不断煽动煤矿工人罢工闹事，或者组织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局的动荡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境，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处境更为艰难，支持率不断下降。1990年，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和社会持续动荡的影响，苏联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负增长的比例约为2%。煤矿工人成了叶利钦要挟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此外，叶利钦还公开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使得民族问题骤然紧张。戈尔巴乔夫只好来灭火，但是又在是否武力镇压方面优柔寡断。这是一个难题:要么，把改革淹没在血泊中，要么改革因国家分裂而失败。

而保守势力则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关。要命的是，戈尔巴乔夫区分不出谁是真正的反改革派，谁是真正的改革派。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是光明磊落的，但是除了他们拉出队伍组织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以外，没有明确宣布加入这个派别的人难道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吗？戈尔巴乔夫始终无法挣脱赫鲁晓夫梦魇。

利加乔夫是个正派而明白的人，他也没有反对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在具体实施、何种限度上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恰在此时，持极左派观点的列宁格勒女教师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我们不能背弃原则》的公开信，公开反对改革。由于该信发表时恰好因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利加乔夫代理总书记职务，顿时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赫鲁晓夫第二”的梦魇。其实，利加乔夫并无此心，否则，历史的演化不是这个样子。利加乔夫可能认为“公开性”过了头，而且是“一边倒”，因此想借此机会平衡一下舆论，却没想到触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痛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立即从政治局清除利加乔夫，但把他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调为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仍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由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识形态。但随着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日益下降，利加乔夫实际上被架空了。苏共28大上，利加乔夫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仍然投票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

至于雅科夫列夫这个人，我一直觉得这个“灰衣主教”观点有些奇怪，直到读了他的《一杯苦酒》。从这本书看来，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彻底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念的人。国内有些研究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执行的是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我看有些欠妥。的确，二者某些言论有相似之处，但最重要的区别是:戈尔巴乔夫至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仰，但雅科夫列夫显然不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一直致力“重建”“革新”社会主义，而雅科夫列夫却仿佛对“社会主义”这个词有刻骨仇恨；戈尔巴乔夫至今肯定十月革命的选择，认为全盘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是不正派的，〔25〕而在雅科夫列夫眼里，苏联有的只有罪恶，能获得的只有诅咒。当然，我也不认为雅科夫列夫像某些人臆断的那样是“美国奸细”。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个貌似“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的人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并信任他，显然是用人上的一大失误。例如，1988年立陶宛独立运动高涨时，戈尔巴乔夫曾派雅科夫列夫去了解情况，结果雅科夫列夫竟然鼓励了分离分子，令他们喜出望外。〔26〕回来后又撒谎说那里一切正常，并向政治局建议和波罗的海国家搞个邦联，遭到政治局的拒绝，〔27〕此后波罗的海独立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而1991年7月27日改革最艰难的日子里，雅科夫列夫宣称自己不相信苏共会革新，并确认“我们不幸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28〕，宣布辞去总统顾问职务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为叶利钦效力去了。

为了摆脱“赫鲁晓夫综合症”和官僚—精英集团的困扰，专心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实行了权力重心由总书记向总统的转移。但是，这种权力转移进行得十分不成功，政治局、总统委员会、最高苏维埃、政府之间机构重叠、职责不明，导致政出多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后，戈尔巴乔夫在短时期内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很多次人员还未明确分工就又改组机构，加剧了权力中心混乱。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失去了驾御全局的能力和清晰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