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经济增长与衰退有一定周期性，但苏联经济存在的这些问题，反映出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丧失了全部潜力。很大程度上，苏联经济危机是体制造成的，这为后来苏联改革急速转向政治领域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二）政治危机。长期以来苏联实行高度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和真理，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体系之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徒有虚名。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创造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贻误了发展和改革时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表面文章达到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国家的主要领导沉醉于带傻气的欣快状态之中”， 〔12〕看不到眼前的万丈深渊；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既得利益集团贪污受贿、骄奢淫逸。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短短三年之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空前沮丧和对前途的迷惘之中。

（三）信仰危机。苏联的党政不分的体制，决定了苏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可以说，苏联的产生与存续，与社会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维持苏联存在的硬件，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的软件。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导致人民对传统模式的抵触、厌恶和冷淡。岁月流逝，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一代人却心存疑惑:凭什么老一代人的选择在我们这一代还要延续下去？特别是上层的富足生活与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形成了人们苏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苏联官僚国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信仰灭失，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愿意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是为了信仰，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则完全是为了钱。〔13〕但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却意识不到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继续重复那些干瘪无力的教条。〔4〕信仰危机，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真实地显露出来:在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14〕而 苏联社科院一次关于苏共性质的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仅仅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30〕

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是苏共提倡“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因。在我国，有一些研究者指责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弄乱了思想，这是不公正的。苏联人的思想早已混乱，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早已丧失，只是在体制惯性的作用下暂时没有在桌面上表现出来而已。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不过是用“公开性”扯掉了那块掩饰真实情况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已。

（四）族际危机。沙皇俄国是靠侵略扩张起家的，这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很多民族还处在部落阶段，民族问题长期以来非常尖锐。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同化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代，采取镇压和强制迁徙的政策，给苏联民族问题造成了很多欠账。随着斯大林的死去，高压政策被相对的怀柔政策所取代，民族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趋明显。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五）国际危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长期以来都具有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出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进行军备竞赛，致使军事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苏联四处伸手，扶植亲苏政权和游击队，策划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随即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不但给苏联造成了长期无法愈合的“流血的伤口”，每年花掉几十亿卢布，而且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给了西方制裁苏联一个大好借口。为抗议苏联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时宣布抵制该奥运会的国家达66个，占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占五分之二。

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改原先美国的收缩战略，处处以强硬态度回击苏联的扩张，并且宣称进行“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而此时内外交困的苏联，再也无力应付，被迫进行全面收缩，最后认败服输。

在当时苏联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通过克格勃搜集的情报，对苏联面临的危机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初见一些成效。但安德罗波夫很快因为病情恶化而不能视事，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赏的戈尔巴乔夫身上。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官僚—精英阶层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他上台后立刻停止了安德罗波夫的种种改革努力。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他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在他看来，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代表了已经意识到国家危机的官僚—精英阶层的意志，尽管另外一些官僚—精英反对他带来变革，但归根结底是改革占了主流。

必须说明，在缺乏民主的苏联体制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与否并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对比，而是取决于官僚—精英阶层的力量对比，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悲剧。不过，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样，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也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为无论如何，人民的一些情绪也会间接地在官僚—精英阶层中一些负责任的人中表现出来。

二、对传统模式的最后一次挽救:加速发展战略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并没有进行大胆尝试，而是因循旧的传统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在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1985～1989年苏联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为1.9%，而改革前5年的平均值为1.7%。〔4〕这一点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警示》中可以看得出来。〔15〕然而整体来说，“加速发展战略”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戈尔巴乔夫的在整顿经济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大忌——开展反酗酒运动。酒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俚语:“俄罗斯人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俄罗斯人过度酗酒问题由来已久，甚至深深浸透到了俄罗斯文化之中。酒业的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需要资金进行军备竞赛，“不道德地”对酗酒问题不加任何节制，18年内酒精消费量上涨3倍。〔15〕酗酒引发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犯罪、旷工、致伤致残、婴儿畸形等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酩酊大醉，仅首都莫斯科街头，每个冬天都要因为醉酒街头而冻死上百人。〔16〕戈尔巴乔夫开展反酗酒运动初衷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采取行政手段对付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必然会导致群众不满、政府收入下降。戈尔巴乔夫知难而进，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反酗酒运动，三年内不但使得苏联政府减少了上千亿卢布的收入，而且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矿泉水书记”的绰号。由于反酗酒运动的失败和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上千亿卢布经济损失，以及多年养成的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的官场作风，不但使“加速发展战略”取得的一些成就化为乌有，也使得改革者立场发生转移，迅速转向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