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清山西盐商，不仅足迹遍于国内各大盐场，而且多富商。在两淮，“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⑾。太原阎蹯楚之祖、之父，在“淮上笑盐，积贮丰盈”⑿。在长芦，如蒲商王文显，以盐商起家，“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⒀。清代山西介休范氏为长芦首富，拥有资本“百余万两”⒁。在四川、当地“充商者，不尽殷实之户，每有将所领之引，出售与山陕客民行销”⒂。在福建，据《福建盐法志》载:“官办各帮，本地商殷富者少，大半皆西商”。另外，从致富途径上看，有起边于商的，如蒲州人范世逵，“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⒃。如洪洞人李映林，“财雄里中，起为边商”⒄。以贩运起家的，如临猗人阎天杰，“出应盐务，运发陕西长安、华阴两县，商事五年间，盈利数万。”⒅

一为善于心计。如蒲商王文显，经商40年，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致饶；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势伸缩”⒆。又如范世逵，“有心计，……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其趋舍，每发必奇中”⒇。再如蒲州人展玉泉，“虽居厘中，不切切计刀锥，凡废居迁易，内定于心”[21]。

二为精于 计算 。如盐商张四教，“居业沦瀛间，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不屑较锱铢，每年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栗布勾股商分等法，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22]。

三为父传子习。如展玉泉，“自其父时，以居沦瀛为业，玉泉方龆龀岁，因已从翁游焉。翁多画而善中，于时盐制方敦，诸近境类为它运司所侵，其滨海诸郡率私贩畿以右，又民善煮碱卤为盐，沦盐岁所发运不及额十之三四，诸贾人多去之，乃翁守其业不迁，仍付其子。近岁法制渐复，占沦盐者往往牟大利，诸贾人四方辐辏之，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而唯展氏为世商，故蒲人谓教子不易，其业为有见也”[23]。

四为不辞辛苦。如范世逵，幼服贾四方，时“商人占淮浙盐者，责令输栗甘肃、宁夏等边，给通关领引，而守支于淮浙，谓之飞挽。然自开中以及支给旷日延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眺朒，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兰皋，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24]。

山西盐商所获之利润，其去向主要有四个方面:甲、奢侈挥霍。如盐商张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义气所激，即挥置千金不顾”[25]。盐商亢氏，康熙时《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26]。乙、购置土地房屋。如前述盐商范世逵，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又如张四维的祖母很疼爱次子张遐龄，临终嘱托长子张允龄说，遐龄不善生计，希望兄长能给予帮助。后来，张允龄便给了张遐龄一座庄院，让他靠土地过着悠闲的生活。可见张氏土地不少。张氏是大族，分居京师、蒲州，两地都有不少房宅。张允龄晚年因思念故乡，离京回原籍居住，特在城东十里新建别墅一座，院中花卉四时皆开，颇具规模。再如盐商亢氏，为“晋商魁首，家临汾，宅第连云，苑如世家”[27]。据《扬州画舫录》载:“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丙、投资它业。据清朝《军机处录副》载“晋省民人素善经营，从不肯将银钱闲贮在家，自(河东盐池)裁商之后，即将资本另行营运，或赴别省别图贸易”[28]。大体说来，明代山西盐商资本多用于盐粮贸易。入清以后，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兼及绸缎、皮毛、木材、洋铜、茶叶等。如乾隆《陕西周至县志》卷9载:“行盐贩木及开张绸缎、皮革皆属晋人。”丁、捐助饷款。这种款项以清代特别是清季居多。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29]。这种捐输，一种是用于军事方面。如雍正时，清兵出征西北，山西盐商范氏一次捐输银44万两，一次捐输262万[30]。山西介休人张英，主要经营河东盐，乾隆时捐输银14000两，助金川军需；嘉庆时又捐银2万两，以理军资[31]。另一种捐输是恭逢皇帝巡幸。清朝皇帝经常去五台山巡幸，山西盐商只好“情殷报效，愿备赏银”。政府对捐输助饷的商人，给予奖赏，以资安慰。如太谷县盐商程凤南，“出囊中资，捐饷增课，力助军需”，“给九品顶带，以示特奖”[33]。实际上这种捐输带有强迫性，常使商人视如猛虎苛政，以至嘉庆帝也感到这种横征暴敛有可能“激成事端”，告诫地方官员要妥善办之[34]。戊，其它方面。诸如修路筑桥、祠庙义学、助赈义行等。运城盐池的姚暹渠，即由盐商捐银浚治[35]。

在山西商人中，因经营盐业致富者较多。而这些商人，家境原来并不富裕，他们是经商后才富起来的。如前述王文显家，原来家中比较贫困，后来王文显外出经商，才得以添置家产，建筑新居，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就连赫赫有名的大学士张四维，在其父辈家境也一般。其父张允龄经商数十年，仅是“产业略增”。后来张四维之弟张四教业盐后，由于四教为人十分精明，尤谙熟经营沦盐、淮盐，加上在京做官的兄长张四维的支持，得以致富。而张四维又在有财力的家庭支持下，官运亨通，最后得 以入阁。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山西盐商的破产，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所致。二是由于封建政府干预，直至查封家产，判罪入狱。例如:盐商朱立基，山西凤台人，捐纳布政司经历，长芦盐商米立基，曾经营母舅王堂之常茂号。干隆二十五年(1760)，王堂接办内务府引地永庆号盐务，又由朱立基代办。由于常茂号本银早已用完，朱立基就将永庆号银两盐包陆续挪在常茂号营运，3年共享银91600两。干隆二十六年在河南的厂店盐仓被水淹没，亏折成本，兼之近年一切运盐需用绳斤、席片、车船脚价升值，卖价不敷运本，连年亏缺，常茂、永庆二号共折银25万两。干隆二十七年冬，经营期满，另换新商，成本帑课亏折，底里尽露，以至参追。政府一面将朱立基等家产并在外贸易资财等项封查，估价值银16万两，尚欠银9万两。同时将朱立基革经历衔，发附近充军，到配所杖一百，对其伙友也给予不同程度处分。另外，对所欠帑银，由曾经投资列名者王得宜包赔3万两，由刘运宏等11个保人包赔6万两[36]。

经济损失，而且要治罪。所谓帑利是指帑本和利息。清代的帑本有二:一为皇宫内务府贷出的资本，称内务帑本；一为由地方官衙借出的资本，称京外帑本。政府通过发放帑本，从盐商处获取巨额的生息银两。尽管帑息制度最初对盐商等集资金有一定好处，但是，法行弊随，仍然逃脱不了封建政府对盐商的高利贷剥削。特别是乾隆以后，出现了盐商既要偿还帑本，又还要报销捐输的状况。而政府方面却将盐商报销捐输之款又作为帑本再交盐商经营，同时还要付这一帑本之利息。盐商原有的资金，无形中变成了政府的帑本，并要付政府利息。这种帑本不仅对盐商毫无帮助，反而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结果导致“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 [37]。特别是在引盐滞销时，就使盐商陷入了负债累累的境地。而封建政府对拖欠帑息的容忍也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严重亏欠课帑的盐商抄家清产，最后导致盐商破产和身家复败[38]。这也就是曾经动辄数十万银两的朱立基盐商集团，最后彻底垮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