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厘清了佟家和清朝皇室的亲缘关系以后，杀佟养正的毛文龙被清朝皇家视为“世仇”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有了这样的“世仇”背景，清朝在修史的时候，自然不会说毛文龙什么好话，所以毛文龙在清朝官修的史料中全是负面的形象，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袁崇焕则是手刃毛文龙之人，他的这个行为虽然在明朝看来是专杀、私刑，但在清方看来则有所不同，他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变相帮助清朝皇室报了“世仇”，所以在情感上清朝皇室对他难免有几分感激之情。

那么会不会就因为有了这层感激，所以清朝史官在编纂关于袁崇焕部分的史书时，就被授意要刻意为他文过饰非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只从这样的背景去分析袁崇焕为什么在清朝会成为“忠良”却还不够，清朝对袁崇焕重新定位的目的应该还包含了以下内容：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7]

“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8]

当袁崇焕成为“忠良”以后，崇祯就必然成了冤杀“忠良”的昏君，明朝便有了“主暗政昏”的形象，并最终导致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局面。这样的“题材”会在政治上狠狠打垮明王朝在民间的号召力，相信这也是清朝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所看重的。

综上所述，清廷之所以要为袁崇焕翻案，既有皇室在情感上的需求，也有朝廷在政治上的需要。按照这两种要求，袁崇焕的形象就必须光辉而伟岸，这样才能有力的衬托他被“冤杀”以后的悲凉与凄惨，阎教授对袁崇焕的定位就完全符合以上要求：

“明末优秀的军事统帅、著名的民族英雄袁崇焕”[9]

“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因阉孽诬陷、后金设间、崇祯昏庸而被含冤磔死。崇祯帝在自毁长城。”[10]

“我认为：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同他的浩然正气密切相连。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就是‘浩然正气’……通俗地说，“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合乎道义、充满天地、超越时空之气。”[11]

“袁崇焕的死是一场悲剧。从哲理来说，生死是一个大关节，也是一个大境界。岳飞如此，文天祥如此，于谦如此，袁崇焕也如此。袁崇焕之死，唤起万千人奋起，笑洒碧血振乾坤。如鲁迅所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2]

“正如明末杨继盛《临行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时代呼唤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时代需要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仁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喜悦与悲哀，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13]

从抒情的角度来看，阎教授所谓“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唤起万千人奋起，笑洒碧血振乾坤”——“崇祯帝在自毁长城”——“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的脉络，是完全跟先前分析的两种可能原因相契合的。

清朝史官到底有没有刻意为袁崇焕文过饰非，阎教授尽信《明史》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一切的答案应该在史实中去寻找。如果袁崇焕其人其事，真如先前那位“大佬”所分析的，他是一个清朝御用文人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而伪造的“英雄”，那阎教授的观点就很尴尬了，反之则是草根们的质疑没有充分的根据。

抱着怀疑的态度，经过了数年的论战，虽然阎教授的名气如日中天，可是草根们的信心却反而越发强大了。强大的理由是，草根们发现袁崇焕本身有太多的问题，其人其事可谓倍遭质疑，而《明史袁崇焕传》里的谬误、歪曲、篡改、臆造也相继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