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非迫不得已不离开学校，即使面临千难万险也要把学校办下去。抗日战争期间，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师生多次迁移，历经赣、湘、粤、桂、黔等地，在流亡中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星拱率领武汉大学师生历尽艰辛，西迁四川乐山办学，克服重重困难，倾注全部心力，使武汉大学在抗战中得到发展。

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都以教育为终身之职，有为教育奋斗终身之愿，面对教育之外的官职等诱惑不为所动。梅贻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傅任敢先生曾在《值得我们学习》一文中评价梅贻琦:“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儿子送到远征军中；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

睿智的人和意识

真正具有人文素养的人，都是尊重人、关怀人的人，主张人与人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之“人和”意识，可视为校长之人文素养的扩展，他们以博大的人道情怀理解包容、尊重爱护着不同个性、各有特色的教师、学生，进而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爱戴。采取一系列举措调节学校管理者与师生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努力营造彼此融洽的氛围。

强调“师生合作”，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张伯苓治理南开时，奉行的方针是“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据此，张伯苓专门成立了由教职员及学生组成的“师生校务研究会”，按期召集会议，讨论学校问题。李登辉执掌复旦大学时，为处理师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厘定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确定以“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由李登辉和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共同签名发布。“师生合作”办学思想的落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在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的心目中，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教师要担负起主要责任。蔡元培曾对学生说:“吾意学生对于教职员，宜取宽谅的态度，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一番。”梅贻琦同样重视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他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如同水中的大鱼与小鱼的关系，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关系，也就是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学校里努力创造环境和条件，增加师生之间交往的机会，期望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

为了实现学校的“人和”，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往往采取“吾从众”的方法。有人曾评价梅贻琦、陈垣等校长的风格是“无为而治”，其实，无为而治也好，“吾从众”也好，都反映出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治校办学过程中相信师生，相信大多数人。李登辉做校长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校长在决策时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转移，也就赢得了“民心”。朱自清先生曾评价梅贻琦治理的清华:“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作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其卓越的办学才能，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团结具有不同学风、不同观点的师生，艰苦办学所达到的境界便是“人和”的境界，正如《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载:“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强大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若没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领域再有成就，人们也不认可他是教育家。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是因为他们高尚的人格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榜样，成为社会的表率。

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可谓当之无愧。这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不仅仅因为他学贯中西，在许多学术领域建树甚丰，更重要的是，他“外和内介、守正不阿；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宽容大度，民主平等；严于利己，廉洁奉公”，具有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魅力。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时，以其高尚的人格和永不言败的品质，铸就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培养了南开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李登辉以自己守正不阿、坚韧执著、奉献牺牲、清廉高洁的人格魅力，倡导“牺牲、服务、团结”，并使之成为“复旦精神”。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后，本着“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利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为丰满”的人生哲学，办学育人，使金陵女子大学形成了献身社会、献身人民、献身事业的“厚生”精神。萨本栋主政厦门大学期间，严于利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可谓鞠躬尽瘁，真正地实践了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王星拱一生清廉，正直高洁，对学生慈爱有加，但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从不让家人占学校的任何便宜，被陈毅誉为“一代完人”。曾先后出任过同济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数所大学校长的胡庶华，之所以成绩显著，在于他“以身率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努力做到。后人评价曾主政金陵大学的陈裕光校长有着仁爱、仁义的高尚人格，其实，这也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美好人格的写照。

当今时代呼唤校长们成为教育家，迫切需要校长们不断提高素养。从人文素养对近代著名校长之成为教育家的作用来看，提高人文素养也就是提高教育素养和管理素养。因此，当代校长们不仅要充实自己的人文知识，更要涵养崇高的人文精神、人道情怀和人和意识，完善自己的人格。如此，教育家办学的时代才会到来。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