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教育独立”论者苦苦追求的摆脱政治干扰的设想，则非但未见奏效，反而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使教育越来越流于附庸境地。不妨说，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在近代中国的败落，决定了“教育独立论”的无果而终。当然，就思想价值而言，这一主张凸显大学教育需要思想学术自由的基本理念，影响深远。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4］”显然，追求思想学术自由构成“教育独立”思潮的观念动因。

不过，1922年“教育独立”方案提出以后，一般社会反应冷淡，对此不解以至不满者，大有人在。抗战初庐山谈话会上，胡适提议教育独立，语声甫落，即有人起而驳难。看来，“教育独立”主张尚属教育界人士的一相情愿，比起那种观念和体制变革，首先实现教育经费独立确乎是紧迫而实际的选择。“教育独立”的玫瑰色梦想回落到十分现实的层面。

据1919年北京政府的中央预算，军费支出达42％，教育经费竟不及1％，许多学校处境窘迫，难以为继，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应时而起。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届年会提出设立特种捐税以筹集教育基金等议案，可是当局挪用拖欠教育经费的状况依旧。1922年8月北京国立8校“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学校行政，几于停滞”。可见当时各校的艰难情形。鉴于此，在其后召开学制会议讨论新学制草案时，教育界人士力主增订“教育经费不移用；经费由董事会保管”的条款。1927年12月，蔡元培与孙科联名向国民政府提交《教育经费独立案》，内中引述孙中山“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的遗训，提请政府对教育经费专款专用，不准拖欠截留，“教育经费与军政各费完全划分”，以使“全国教育永无废弛停顿之虞”［15］。显然，这是借助政治变动，力矫北洋时代的弊端，确立教育经费独立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可是不久国民政府实行“财政统一”，教育经费独立的设想受到冲击。

直至30年代初，中央大学还曾发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酿成风潮。可知，教育经费问题实乃“教育独立”思潮的直接成因。1932年以后，随着南京政府相对稳固，教育经费逐步得到保证，并连年有所增加，教育界步入一个比较稳定时期，先前要求“独立”的呼声亦随之日渐衰微。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毕竟向“教育独立”论者提供了一次机遇，那便是1927年以后在全国部分区域试行的大学区制。其主持人是蔡元培、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而胡适等欧美派知识分子则基本置身事外。

其实，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管理体系中，一直存在大学区这个概念和实际划分。袁世凯时期制定《教育纲要》，拟议将全国分为4个大学区，汤化龙出任教育总长后，改为6个大学区，民国七年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又增至7个大学区，如第一大学区为直、鲁、豫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北京。如此划分似是作为一种区域管理设想，尚未真正实施。不过，1922年6月胡适与北大同人讨论高等教育时曾提议:“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16］”可知，大学区的划分在教育界得到某种认可，同时也显示，1927年后试行大学区制并非毫无基础。

当然，大学区制的底本主要取自法国制，少量参用美国、德国制。据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设想:“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专门学校都可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事务，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选出。由各大学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等，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影响。各区教育经费，从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17］”其核心是由教育家办教育，排除行政系统的干预，实现“教育独立”。

1927年6月，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长，同时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在地方上实行大学区制，由大学区内的核心大学校长代行省教育厅长职能，以使教育、学术合一。首先在苏、浙西省试行，渐次推向全国。大学院的实际功能虽与教育部无异，但下设的大学委员会由各大学校长及主管官员、知名学者组成，决定全国教育学术大政，是体现“教育独立”主旨的关键机构。蔡元培等人在国民党初建全国政权之际，利用元老地位和影响，凭借行政力量，意欲改变北洋时代官僚化教育体系，创立新型的教育机制。

可是，大学区制一旦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迅即成为“逾淮之橘”。试办的浙江大学区尚差强人意，而江苏大学区则风潮迭起，无日不在扰攘之中。人们批评大学区促使大学教育畸形发展，偏重学术而忽视教育，行政效率极低，且被少数人操纵，不仅不能使政治学术化，反而使教育官僚化。江苏大学区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宣言称:“盖以现社会实情言之，则学术之空气未浓，而官僚之积习方深。以学术机关与政治机关相混，遂使清高学府，反一变而为竞争逐鹿之场。［18］”此种情况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当李石曾执意试办更大的北平大学区时，他主张审慎行事，与李发生分歧。北平大学区引发更大的风潮，影响甚烈，国民政府于1929年夏宣布停办大学区，大学院随即改为教育部，蔡、李的改制以失败结束。

胡适曾预言“法国式之不易行于中国（蔡先生的主张是法国式的）”［19］，结果被他言中了。后人分析其失败原因认为:1．模仿失当，变更太骤；2．政治不稳，基础未固；3．留学派别之争，主要是留日派势力大，反对激烈；4．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发生裂痕，失去支持；5．教育独立与“党化教育”不符；6．经费不足［20］。显然，蔡、李诸人未能细致考量大学区制在中国的可行性，未免凭想当然行事，预备不足；且选择试办区域缺乏策略，以至一地失败，全盘皆输。更为重要的是，此番“教育独立”试验是在中国政治由分权向权力重新整合的短暂过渡期内进行的，其自由化主旨与集权趋势格格不入，势难长久。具体说来，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要将教育纳入以党治国范围，如何能容许教育家完全自行其事？当然，此番试验也暴露出过分偏重大学教育而对基础教育重视不足的偏颇，反对大学区制最激烈的主要是中小学教职员。这一现象，在已往的研究中被忽略了，实则这是一股持论合理数量众多的反对力量，完全以留学派别之争视之，未免模糊了问题的实质。

民国时期关于“教育独立”的主张值得后人重视。毫无疑问，教育当然属于国家大政之一，欲独立于行政而存在不啻天方夜谭。如此浅显的道理，以蔡元培、胡适诸人的学识自然不会昧于此。他们所苦苦坚持的，是凸显教育本身对于人类（或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恒定功能，充分尊重其固有的运行规则，极力避免因权力意志或愚昧无知对之造成的有意无意或显或隐的伤害和损耗，为此，应当建立一个有力而切实的保障系统。即是说，在正常的法治社会，必须在立法和决策等关键环节确保教育的优先和至上地位，以使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贯彻通畅，无有中断易辙之虞。此种设想，对于多年来我国各级教育随具体政策变化而不断上下浮沉、左摇右摆的现实应有某种警醒作用。

还应看到，“教育独立”思潮的形成，昭示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明确感悟，这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职业自觉”，它对于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的健康生成，最大限度发挥其潜能以带动社会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思想价值。事实上，“教育独立”思潮的甚嚣尘上，与民初“联省自治”的分权酝酿和北大等校改革奏效大有关联，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主和活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注意到，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即沿用至今的“新学制”）与已往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长官意志”产物，而是教育界人士的智慧结晶［21］。据此，或可为后人解读“教育独立”主张提供一个“现场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