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学部成立后，清廷的留学教育政策逐渐明确和完善。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由于这年发生了“反对取缔规则事件”，加之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高涨，清政府对留学日本采取了限制政策，转而鼓励留学欧美。自1907年后，留学欧美的人数渐多，特别是1909年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学生经费后，更出现了留美热潮。在学习科目上，清政府主张在国外学堂学习高等专门知识，在国内学堂学习普通知识，并取消了国外速成科与普通学，“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在留学政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各省督抚大员是其影响者和促成者，又是其具体执行者和变通者。因此，在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硬性的规定的情况下，这些督抚的决策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留学政策的发展。事实上，1905年之前的留日政策并非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决断，而是源于地方督抚在务实宗旨下的必然选择。“新政”时期，清廷财政严重匮乏，派遣留学生的任务主要落在各省督抚身上。1901年的上谕有云:造就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各省督抚应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的学生出洋学习“一切专门艺学”。在此，中央上层虽对学生出国留学表明了支持态度，但并未对留学国别作出规定，这就给地方督抚具体操作时的“变通”留下了余地。尽管各省财力迥然不同，主政者思想也参差有异，但多数省份还是本着“路近省费”的原则，选择了日本。关于此点，张之洞在1898年刊布的《劝学篇》中论述最为精当:“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曾任云贵总督的魏光焘也说:“顾游学以欧美为最，而行远自迩又莫如自同文之日本始，以其地近而情通，费省而效速也。”

早在1902年，清廷便对地方督抚留学日本的政策偏好有所察觉，于是就谕令各省督抚“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考求专门学业”。1904年，清廷颁布《游学西洋简明章程》五条，以引导学生留学西方国家。次年，基于各省派遣留学的实际情况，清廷再次下谕:“现在留学东洋者已不乏人”，应“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俾宏造就”。经过清政府的三令五申，留日热潮开始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留学欧美，尤其是留美热潮的兴起。中央政府如此不厌其烦地改变突出的留日倾向，固然是看到留日学生革命思想迅速发展后的本能反映，但这种政策转变也表明，清政府在留学国别选择上的视野已有所拓展，其留学政策业已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二

清末“新政”处于社会变动剧烈、各种危机踵至的特殊时期，其教育政策的制定施行是清政府挽救封建政治统治的本能反映，因而具有不可避免的保守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为了自救，清政府又不得不除旧布新，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与政策，这就使其教育政策的调整具备某些近代性特质。清政府对教育政策的调整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实践基础。但此间的教育政策并未跳出“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窠臼，仍以“忠君”、“尊孔”为整个教育的宗旨与核心，加上当时政府财政的极端匮乏，其实施效果难免受到一定限制，有些政策甚至流于空文。由此可见，“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双重特征和效应，以下就其主要特点及实施效果略作评析。

总的来看，“新政”时期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此时期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

“新政”时期，清政府对教育政策的调整是十分明显的，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及传统的官学、书院，设立了新的教育行政机构，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调整都未超越“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框架，这也导致其在实践中最终陷入自相矛盾、自我抵牾的尴尬境地。

为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对“中学”的强调可谓不遗余力。早在1896年，负责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便指出:新式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至1904年，张百熙等人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开宗明义地宣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在《学务纲要》中更是明确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1906年，清廷颁布教育宗旨，首要两点便是“忠君”和“尊孔”，可见清初即已形成的“崇儒重道”文化政策仍被奉为不可变更之国策。然而，由于时局所迫，清政府又不得不考虑一个亟需解答的问题:面临列强环伺、西学东渐的危机，究竟应该“造就何等之国民，方足为图存之具”。单纯“忠君”、“尊孔”的人才显然已经不够，于是，在这两大宗旨之后，又加了三条应对时局变迁的标准，即尚公、尚武和尚实，注入了国家主义、军国民主义等新的观念。

“中体西用”思想还贯串在学校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变革上。“新政”时期，在各类各级新式学堂所设课程中，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课程较以前有所增加，但仍为数无多，中国传统的经史书籍占据了的较大比重。不仅如此，清廷还严格控制学生购买和阅读有违传统教育宗旨的西方“异端”书籍。在法律学堂的章程内，即有明文规定:“学员不得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得携带入堂。”

第二，在一些具体政策上能够参酌变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