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02年张百熙拟订《钦定学堂章程》作为第一部具有近代特征的教育立法颁行全国，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订《奏定学堂章程》进一步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体制的主要依据，两个学制十分重视把家庭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尤其是后者为家庭教育专门拟订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设立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的幼儿，通过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进行学前教育，并提出“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尽管章程有很强的封建气息，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家庭教育的第一部立法，具有开风气的作用。此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纷纷设立蒙养院。其办学宗旨、开设科目等方面均与蒙养院章程的规定基本相同。招生对象和规模系四到六岁儿童30名左右，生源是附近邻居亲友子女。据不完全统计，1907（光绪33年）全国蒙养院428所，在院幼儿4893人，后一年减至114所在院幼儿2610人，1909（宣统3年）蒙养院尚有92所，在院幼儿2664人。章程的颁布对改变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期，传统家庭教育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家庭教育成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利器，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几千年来中国的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攻击。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把对传统家庭教育的反思和批判作为重塑民族思想、伦理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课题。他们注意到传统家庭教育是以家长为本位的，忽视人的个性自由，这制约了子女的个人自由和幸福。家长的绝对权威，使家教更多的是体现被教育者的服从和忍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开始在家庭教育中正视个人的人格地位，人本思想在家庭教育中得到普及。陈独秀认为传统父为子纲的观念使子女成为父母的附属品从而“无独立之人格”“以纲常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即使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蓄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此非个人独立之道也”。还是年轻学子的胡适早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写有《敬告中国的女子》、《论家庭教育》等文章，论及家教的重要性。他认为孩子就像山上的树条从小弯曲长大后就难以正直，人生“三岁定八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要紧的，将来成就大圣大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师大盗，小窃偷儿，都在家庭教育这四个字分别上来”。胡适自己教育孩子既不溺爱也不放任，在履行抚养义务的同时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他十分钟爱的儿子祖望，年仅十岁便离开北京去苏州寄读。其目的有三:一使他操练独立生活之能力，二是操练合群之生活，三是使他自己觉得用功的必要。独立不单指孩子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强调孩子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做事要有责任最为重要，作的好是你自己的责任，作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关于合群，他告诫儿子自己做事，“但不可妨碍别人”，“要尽力帮助别人，但是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合群有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时时替别人着想”。关于用功，他激励儿子要学习上进，指出“功课要最优等，品行要最优等，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胡适对孩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鲁迅则运用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批判传统家庭教育中的错误作法提出了自己一套家教思想。针对过去教育中广泛存在的父权家长制，鲁迅愤慨地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利和威望。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来说之前早已错了。”反对家长把自己的观念任意施加于孩子和任何家庭成员。1911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批判了封建家庭教育中的“恩威”思想，主张父母应该少一点长者的本位思想与利己主义，多一点义务思想和责任心。他提出家庭教育中首先要理解孩子，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与成人不同，如不先行理解孩子，一味蛮做，是不利于孩子发展的。鲁迅主张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儿童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的性格。在《从孩子照相说起》中指出，“中国一般的趋势，只有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是培养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人”。他批评过去家庭教育中两种错误的教育方法，一种是放任，一种是严酷。他写到“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两种方法，第一类任其跋扈，一点不管。第二类则终日给以冷遇或训斥”，结果教育出来的“一种是带横暴气味的顽童，一种是只有一副死板板脸相的所谓好孩子”都是不利于孩子发展的。民国初年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型家庭教育以与传统型家庭教育有着质的不同。

民国初年，一批教育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投入到家庭教育的研究中，各类专著纷纷问世，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初步建立。除鲁迅、胡适的论著外，还有爱国将领、广东省长朱庆澜写的《家庭教育》一书，这是民国期间最早一部白话文的家庭教育专著。该书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原则、内容及注意事项都有简明扼要的论述。此外，我党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在大学期间就对家庭教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其大学毕业论文《家庭教育论》中他认为:“家庭教育是以各种方法，使儿童身心性各方面均完全发达”。由于教育应当负担传播知识，传输职业技术和读书、明理、学圣贤三项任务，只有学校的老师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家庭有家长之爱，惟有“爱之甚，才能责之切”，家庭教育起步早就能“用力少而成功大”，“如果年幼受良善之家庭教育，长大与社会接触，亦易有强因之把握，不为恶习熏溺”。家庭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家庭环境比较单纯，“较少社会恶习染之妨害，故其教育易成功”。他主张“教”与“育”，“严”与“慈”结合起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样就能达到好的教育效果。与以往家庭教育忽视儿童个性培养不同，他十分注意儿童的个性塑造，认为“知其气质之偏，知其特短与特长，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就其特长而助之”。他的《家庭教育论》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家庭教育内在规律的理论专著，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恽代英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庭教育的先河。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是我国专职研究家庭教育的第一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家庭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和近代家庭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早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学校。1914年赴美留学，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专攻儿童教育专业，是我国这一领域学习西方正规家庭教育理论的第一人。五四以后，人们虽然对传统家庭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述和著作，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的系统研究还十分薄弱，对传统的评价也有偏颇之处。陈鹤琴回国后，以极大的创业热忱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之中，从1920年起，他以长子一鸣为研究对象，进行长达808天的考察和实验，1925年他把研究成果编辑成《儿童心理学研究》、《家庭教育》两部专著，详细阐述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使家庭教育从个别的实践上升为普遍规律的总结，陈鹤琴对于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全新的阐释，特别是《家庭教育》一书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成为一代父母进行家庭教育的最好教科书，陶行知称该书是“系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他把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化、系统化家庭教育范式，对家庭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传统家庭教育向近代家庭教育嬗变完成。

三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故传统家庭教育也呈现出新旧杂陈、中西并举的特点，而爱国保种、变革传统、学习西方、平等科学、则始终是近代精英群体家庭教育转型的主旋律。近代精英群体的家庭教育转型始处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精英群体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承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创造出了成功的家庭教育范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在他的培养之下，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成为了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曾纪泽不但诗文书画自成一家，同时还通晓外文、出使英、法、俄等国成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在中俄边境谈判中，他坚持严正立场，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在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为中国收回了部分国土。并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中法战争的交涉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纪鸿虽英年早逝，但在研究古算学和西方数学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锐思勇进，创立新法”，著有《对数详解》等书，“为不知代数者开其先路”。李鸿章的家庭教育则进一步突破传统，其家庭成员大多投身洋务事业，成为近代中国规模庞大的洋务家族。他的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都求学游历于国外，在近代中国的政界、外交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康同璧是近代著名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和报人，梁启超的子女九个子女各个成材，学有所成。长子思成毕业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系，长期从事古建筑的研究保护工作，是我国近代建筑研究和教学的先驱，解放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的设计工作，因其在建筑领域的巨大贡献被授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思永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和人类学系，1930年学成回国后，主持过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解放后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幼子思礼十七岁离家赴美求学，获博士学位，成为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1985年他因在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研究中的贡献被授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一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在近代家庭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近代精英群体家庭教育观念是开放的，他们教育孩子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通过实践锻炼能力培养社会化人格，使家庭教育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同时打破了传统教育中“父母在，不远游。”的陈旧观念积极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遥远的海外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阔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为其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精英群体的家庭教育是平等的、理性的。精英群体在教育中注意培养子女的独立人格，发挥被教育者的主动性，为其创造自由成长的空间。他们以不满足与对家庭教育个别经验的传授更试图从学理上总结教育中蕴藏的科学规律，使家庭教育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近代社会精英家庭教育的转型虽然仍存在一些封建家庭教育的残留但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良好的家庭条件为子女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活动又融入到历史的进程中，推动了历史车轮。精英群体家庭教育的转型体现他们对国家命运和民族素质高度关注，重新回顾总结这段历史对于认识当代家庭教育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