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余年，海内洋务运动史研究是以《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姜铎、黄逸峰《重评洋务运动》而拉开帷幕的。十余年洋务运动史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最突出成果是通过对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阶级基础等问题的热烈争论，改变了对洋务运动全盘否定的陈旧观念，而倾向于对其作“两点论”评价即同时存在着进步与反动、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为科学地研究洋务运动，使其还原于历史真实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是80年代后期，洋务运动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呼吁突破“八大事件”的传统框架而拓展近代史研究范围的氛围中，开始摆脱“政治史”、“事件史”的束缚而向社会史发生倾斜。1989年10月在山东举行的第5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便是这种倾斜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会议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为题对洋务运动进行专题探讨，这表明洋务运动史研究已开始突破以政治评判为价值指向，以描述事件本身因果关系为主要旨趣，以“短时段”式的研究方法分析和处理人的历史活动这样一个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而转向对与事件、运动、人的活动相关的社会环境作“中时段”、“长时段”的整体综合性研究。

由于这种研究的目标指向不是指出“是什么”而是探究“为什么”，因此，它从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热衷于给人物、事件贴标签、戴帽子的简单化研究倾向，而将学者们的注意力引向规范洋务运动产生、发展趋向的深沉力量一一中国传统和近代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作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等多方位的思考和探索。

前段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须要我们予以重视。首先，洋务运动史研究虽然开始由“事件史”向整体、综合的社会史倾斜，但还仅仅是倾斜而已。由于对洋务运动评价的价值指向是政治评价体系和而不是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因此导致研究重心的严重错位:洋务运动史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因果连缀起来的单一“事件史”，人物的研究仅仅局限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几个精英人物层面上，而且往往过分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对于大众社会文化层面普通人物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生活方式、社会心态等构成的社会氛围对精英人物决策的影响和制约则很少注意，从而使人的行为因为缺乏完整的社会背景机制和内在因果依据而变得难以理解。

其次，洋务运动史研究虽然汲收了诸如计量史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如一些学者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方法对洋务运动乃至近代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所作的富有意味的探索。但是，与政治史、事件史观念构架相一致的传统的过于陈旧的方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洋务运动史研究。如前述，旨在连缀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笼罩着传统编年史方法的阴影。对洋务派的剖析采用阶级分析方法，这在总体上来说并不为错，但如果简单地给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集团进行阶级定性显然会使史学家们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阶级分析“两分析”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更能准确解释洋务派复杂政治身份的新方法。社会学中的角色分析方法也许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如果我们将洋务派作为一个处在近代社会急剧变革环境中的社会利益群体，对这一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基础、聚合过程、群体成员的角色意识及行为方式，群体内部之间的关系、层次以及结构模式，共同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社会利益、经济利益等进行新的透视，得出的结论可能会较之对其作简单阶级划分要公允、科学得多。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摒除阶级分析方法而用新方法、新模式硬往历史人物头上套。只不过上述分析方法与近代社会中社会分层趋于细致，社会成员身分更为复杂，政治态度扑朔迷离，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取向的历史实际更为一致、更为吻合一些罢了。

第三，从研究的领域看，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环境的研究虽然开始起步，但涉及的领域仍然显得狭窄。人们一般只注意大环境（全国性）而忽略小环境（区域性、企业内部）；只注意国内环境而很少将洋务运动置于世界一体化环境格局中去考察；只注意政治环境而忽略社会文化环境；只注意短时段和中时段表层的、浅层的社会环境，而忽略长时段深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只注意精英人物所处的上层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忽略普通老百姓所处的下层社会包括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等社会文化环境等等。尤其是对于社会环境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人、事件、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结构模式的认识和研究还缺乏自觉意识。这些都妨碍了对洋务运动作深层次、高水平的研究。

那么，洋务运动史研究究竟如何深入？笔者认为，在加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环境的总体研究的同时，必须选择好重点予以突破，开展对区域社会环境与城市社会环境的研究。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并没有在全国全面铺开，而主要局限于少数几个地区，而近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又有先天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