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对中国城市化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近代城市群的崛起除了该地区传统城镇体系素来发达外，与以上海为中心的洋务活动有很大关系。华北地区包括秦皇岛、唐山城市的形成以及天津的崛起而形成秦皇岛至天津一线城市带与开平矿务局的兴办直接相关。东北地区从1881——1894年，先后兴建大批金矿、银矿和煤矿，推动了这一地域农村向城镇的转化。湖北地区洋务活动不仅使像汉口武昌这样政治文教、商业性城市向近代工商业新型城市转化，而且因兴办大冶铁矿在荒野村庄建起具有近代都市雏型的新型市镇。据统计，中国近代207个城市中，有1／4以上城市直接受惠于洋务运动。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格局大体上奠定于清末。而洋务运动在其间起了决定性作用。

城市化对城市及区域社会环境的改变是革命性的。它至少在以下诸方面表现十分明显。一是经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第一产业）单一产业格局由工业、矿业和商业第二、三产业等组成复合产业格局所取代，地区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区域经济联系加强，落后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过渡，荒凉、贫瘠的自然景观不复存在，代之以街道、工厂、商店等城市人文景观；二是城市化吸引和加速了人口的集聚和中国等一次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移民浪潮，本地农民放弃传统农业谋生手段或务工或经商，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发生了近代蜕变，产生出中国早期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商资本家等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三是城市化的结果是通过城市对周边农村的经济、文化幅射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状态，使近代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开始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缓慢但却是整体性的迈进。

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步和展开与洋务运动关系至深至密。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化最主要的影响是使一批城市功能结构发生变化。使传统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开始削弱而向近代型工商业城市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从城市外在景观到内在结构体系整合性变革。外在景观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一些城市由于商业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将作为封建城市标记的城墙拆毁，城市中心位置不再为封建官衙所独占，往往市区中心就是商业中心，地价昂贵，价值规律开始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发生潜在作用。上海、汉口等城市景观的上述改变都与洋务运动有关。城市功能性质的另一种改变是洋务运动把一些单纯的政治性或商业型消费城市变成新型综合工商城市，给这些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洋务新政的推动下，一批近代城市崛起，上海、天津、汉口都因此而获得长足发展，大有超过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并取而代之之势，成为全国或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如上海之于北京，汉口之于武昌。城市功能的改变带动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摆脱传统封建官僚一统天下的旧格局，市政建制、市政管理、市民自治、社区服务体系等开始了向近代的整体性过渡。在这些经济功能日益占居主导地位的城市，由于投资、经营环境开始摆脱封建的束缚，使自由化的趋向日益加强，加剧了人口的集聚和人口的流动。于是产生了像上海、武汉这样的人口近百万的大城市。清末民初汉口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6。社会流动频率加快，一介贫民可以一夜暴富，而一个富商巨贾则可能顷刻沦为乞丐。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跳出传统伦理的框框而追功逐利、崇奢黜俭。生活方式也日益商业化、市俗化，社会时尚的变化周期加快，普遍具有趋新意识，与商品经济结缘后的社会文化再也不是风雅、沉静，而是世俗、变动不居。这就是洋务运动给近代城市带来的效应——连主持者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社会整体变动的效应。必须指出，洋务运动虽然带动了城市近代化，但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本来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却不自觉地成了城市近代化事业的主持者，而本应充当近代化主角的市民却往往反而充当了相反的角色，城市经济近代化搞得有声有色，但社会整体主要是市民的社会心态却仍然停留在中世纪，而迟迟不肯跨入近代门槛，仅存的一点近代意识往往只局限于追奇逐艳、崇奢尚华等生活方式的表层上。

对政治的参予意识，对城市管理的参予意识和以城市主人翁姿态出现的近代市民群体在这一时期迟迟没有出现；相反，对官府的依赖、投靠，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乡村的回归等反城市化、反近代化现象十分突出。中国城市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市民文化与官绅文化、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在洋务运动乃至整过近代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此，我们大有探究的必要，而探究的主要途径还是社会从近代中国社会整体格局中城市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去寻找最终答案。！！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