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由于社会史资料较为零散，加之很多学者对于这一研究方法还不太熟悉，对洋务运动时期全国性社会环境作宏观性把握还有很大难度。而区域研究能使我们一方面避免因史料有限，眼界过宽而陷入大而无当的抽象议论，另一方面还可以将研究视野从具体的人物、企业、事件的狭窄框框中超拔出来，而将其放在区域社会环境中作综合整体性考察，从而对历史求得深解。

对洋务运动的区域社会环境进行细致、系统考察，很大程度上来自洋务运动史本身:首先，如果我们不是将洋务运动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活动，亦即不仅将近代化看作一种经济过程，同时更主要的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它必然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更深刻、更内在的契合和冲突。因此，我们从区域社会环境的角度楔入，就有可能对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关系问题获得整体性认识；其次，由于环境总是以一贯的、规则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群体行为，因此，洋务运动便在区域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地区模式”。于是，对“模式”本身的勾勒，模式与模式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对潜隐在模式背后的区域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最后，地区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带来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有的地区已烟囱林立，沐浴欧风美雨；有的地区则江山依旧，仍然是田园牧歌式中世纪风光。这就留给我们关于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区域社会环境如何制约人的行为造成了区域之间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人又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社会环境的负作用而消除这种不平衡？这两方面因素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区域近代化过程中都可找到事实依据。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义，其现实借鉴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有许多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必须将注意力瞄向社会环境的广大层面，尤其是大众社会生活层面。通过对包括社会低层在内的社会广泛层面的变迁，来评估洋务运动作为一个近代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发展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而其中尤应引起注意的是，社会文化环境系统中精英文化层次与大众文化层次往往表现出时间差，我们在探讨精英文化层面对社会环境的改善和革新时，必须对大众文化层面中保守和惰性的因素加以深入挖掘，使两方面相互呼应。这种时间差以及大众文化层面对精英层面在洋务活动中所产生的掣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化一直走着一条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特殊路程，形成了由于少数几个官僚倡导、主宰，人在政存、人去政息的奇特历史格局，用张之洞的话说便是“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但是，封建官僚个人的历史作用并不是毫无节制地喧嚣自如的，它仍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总体制约，仍然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才能“始克有成”，这是连张之洞也承认了的。如广东洋务运动为什么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许多学者认为是缺乏有能量的洋务大吏。笔者认为原因远非这么简单。恐怕与国民心态中因首当其冲、持久地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造成的对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一概仇视的变态心理有关，如陈启源南海昌隆缫丝厂从创办到停业过程中就露透出国民对机器工业恐惧、仇视的心理信息。湖北洋务运动的展开是最能反映张之洞作为个人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并成效显著的典型事例。但社会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制约同样是明显的。如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张之洞为什么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在湖北实行“官督商办”而一味采取“官办”？有的认为是张之洞主观上有意压制民族资本的发展，有的则认为与武汉商人的宿命论、无所作为心态，对民间投资大型企业缺乏信心所致。而总的事实真相正如张之洞自己所说，“华商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是“无商可招”。笔者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汉口商人资金有限外，与区域经济格局、商业生活、行为习俗和文化风格有关:汉口作为一个转输贸易港口城市所形成的商业短期行为的经营习俗，汉口城市文化格局中俗民文化畸型繁荣所带来的商人文化素质相对低劣，缺乏远见卓识和江汉区域文化以急功近利为特征之一的谋生型文化传统，造成了商人对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的大工业生产投资缺乏兴趣。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加上其他客观因素，便造成了张之洞无商可招，只能官办。

中国早期近代化首先而且主要是在城市中发生的，二者有着先天性亲缘关系。因此，近代化与城市化、城市近代化与其说是中国近代的二大主题，不如说就是同一个主题。中国近代化与城市化是以开埠（外力推引）和洋务新政（内因作用）而开其端绪的，洋务运动主要活动舞台是城市，研究洋务运动对城市、城市群、城市带兴起从而改变局部地区的整体社会环境，研究洋务运动对城市从外在人文景观到经济格局改变，城市人口集聚、社会阶层和阶级构成变动以及市民生活方式、价值准则、社会心态等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型所起的带动作用以及研究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近代交织的二元社会结构对洋务运动的认同与制约等等，对于从本质上探讨洋务运动近代内涵和近代意义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对洋务运动时期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洋务动运对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推动，使中国局部地区的整体社会环境因此得到近代意义上改变；其二是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化的内在影响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社会环境的传统因素对洋务运动的制约，使洋务运动夭折和近代化的难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