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儒学”非原儒学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学术文化史，就不难看清楚这一点。且不说其它，即以当今世界标榜“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而言，就很难从其中找到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实不过为列宁说的是“被逼得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之后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五、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疑案重重

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疑案重重。上面所涉及的董仲舒的学说是否属于“儒术”？董仲舒的“儒术”与“儒学”是否可以等量齐观？董仲舒到底属于何“家”？长期以来把董仲舒称为“新儒家”是否妥当等等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争论。鉴于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被学界公认为后人敷衍、修改过，而对《汉书?董仲舒传》也存在争议。因此，愚认为，在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尚未厘定前，各持己见的争论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摆在学界的关键任务是，先弄清和厘定相关的史料和文献。

至于其它问题，诸如把用以诠释《五经》的今、古文经学，统统纳入“新儒学”之列，譬如《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儒林传》就都是这样的，就更经不起推敲了。所以，愚认为，从董仲舒肇始的“新儒学”实际上不过是囊括所有学术的整个国学的代名词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翻阅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时，“新”字渐渐被取消，剩下的“儒学”二字，可以说囊括百学，简直像个盛杂货的筐子一样，任凭人们随便装入和称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