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瓜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p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p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在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焚书坑儒”的“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p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因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愚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愚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引证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有出入），但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考异》曰: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

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说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说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作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说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抵牾、失实等等），有多种原因导致，而且其它史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愚认为不宜轻易地作出“伪造”、“炮制”之类的推断。因为这牵涉到对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文品和人品问题。假如司马光和班固真像孙先生所断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伪造”和“炮制”史料的话，那他们作为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问题了，他们所编撰的《汉书》和《资治通鉴》还值得一看吗！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孙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马光的相关文字，都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班固在《武帝纪赞》说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在《董仲舒传》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说；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

孙先生既然认定董仲舒的《三策》系班固所伪造，却并未否定董仲舒关于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令愚困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