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

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

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

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

■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

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久而敬之。”

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信、望、爱，对神的三种美德均在其中——孔子并未为其命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孔子拥有“心灵”，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心灵”是其智识的中枢。孔子与最有名的希腊哲人们同处一个时代——在他去世10年之后，苏格拉底诞生；与他们相比，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理解中，孔子占据了上风。实际上，他丰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宽厚更加接近于慈悲。

■关于五德:仁在义前，忠诚为首，中西同理

在中国的传统中，权利并不存在，每个人只有对于他人的义务，义务意识只会偶尔缺失。中国传统上将五德中的仁爱置于平等、“义”之前。当我将目光投向我所处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罗马那里，我发现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与孔子同时期: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宣布成立国家（称“共和国”，即众人之事务），那年，孔子42岁。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处于父亲即“男性家主”权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诚:对于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实体——的忠诚，这种忠诚凝聚了构成城市的罗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汉族习俗的汉人生活之处便是中国。这种忠诚既是对其秩序心怀信任，也是对其所处之地忠心耿耿。人们在其中“遵照祖先习俗”；人们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灵魂”，正如所有的中国家庭尊崇祖先一样。

■关于五常:蕴含孔子对于“恒”和“天命”的理解

孔子谦虚而自尊，信赖历史与经验，这位纯经验主义者自称他什么都没有创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并非因此就成为怀古者或反对现今之人。

孔子的言论暗含了五种关系:即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使这五种关系融洽和谐；五种关系与五种德行组成了“常”——一种必不可少之“纲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谓之“圣人”，一个赋予其绝对神圣性的词语。他是完人，懂得每时每刻都必须接受的“气”仍赖于天命。

■中国批孔和学孔正是孔子对于人类道德能力限度认识的最好佐证

孔子眼中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看到了其中的变与恒,同时也看到了人类行为——无论集体或个人行为——进步的极限，这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根源。

对孔子的研究带来了对于中国道德、中国社会学的反思，以及暗含对“天”的反思，儒家伦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弃了儒家学说，批判它因循守旧和独断专行；在他们看来，这种墨守成规和独断专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侵袭着中国社会。鲁迅称“在旧时文明支配下的等级制度使人们互不相识”，这种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们把孔子与这种“支配”、这种“人吃人”联系了起来——大错特错！“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代已变！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仅限于图书馆之中，它会让现代世界重获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