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⑧所以，他对于子贡所说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句话特别赞赏，一再提出来作为例证，认为它最符合平等自由之义。他解释说，“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⑨并认为这句话中，“人己之界，各完其分，语意周至”。⑩他推崇说，这是子贡“闻孔子天道之传，又深得仁恕之旨”①以后，对孔子太平大同思想“闻一知二”的创造性发挥，这发明了“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这样一条“人类之公理”。②总之，在康有为看来，“夫自由之义，孔门已先倡之矣”。③

从以上所列论述看，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近代西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它创始于孔子，发扬于子贡、子思、孟子、庄子等人。甚至，当“今欧人行之”，也不过是“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④然而，由于孔子生当据乱世，他的太平大同理想无法得到推行和实现。其次，又由于孔子之学“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致“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⑤今天，则到了重新发明和推行孔子太平大同之道的时候了。为此，他也不惜曲改经文，随意发挥所谓的“微言大义”。例如，他为了强调孔子有君主立宪的思想，硬把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这句话中的两个“不”字说成是衍文而删去。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正好相反了。于是，他发挥说:“政在大夫，盖尽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具政”，“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⑥这就难怪在《新学伪经考》刊行后，有人说他是“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⑦

在康有为竭力把儒家孔孟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学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免不了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地方。根据这些情况，你可以批评他始终摆脱不了历史亡灵和传统桎梏的软弱性，也可以批评他把封建圣人资产阶级化（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者说把资产阶级思想封建化等等。但我认为，首先必须肯定，康有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基本上是始终一贯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那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的斗争。其间，虽也发生过积极拥护张勋复辟之事，然也不能据此一事即断言他完全转到了封建主义的立场。即使是他拼命鼓吹以孔教为国教，也还是为了仿效欧美而提出来的。因此，虽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学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就这一点来讲，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

二

康有为在叙述孔子托古改制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骇人，自可避祸。”⑧这可能也是康有为在推行托古改制时复杂心情的自我写照。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他对孔子思想的极端崇拜与真诚信仰也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他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某些基本东西是绝对不能丢掉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康有为用“托古改制”，为其宣传的那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大都能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同情。然而，对于他崇拜孔子，鼓吹建立孔教，提倡国粹，主张读经等，则通常认为是反映了康有为思想上的保守性，并且是他以后坚持保皇立场、反对革命的思想根源，基本上给予了否定的评价。我认为，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来分析，以上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事隔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来冷静地反思一下历史，我认为，对于康有为“建立孔教”、“尊孔读经”那一套，仍然是没有什么可赞同的，然而关于他坚持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东西绝对不能丢掉的论点，则不能简单地一概予以否定。特别是联系到他是针对那种“全法欧美”的社会思潮而提出这方面的观点的，似乎也有值得我们重新做一番思考的地方。

康有为从其接触西方文化时起，就认为对中西文化应当采取一种分析的态度。戊戌变法前十年的1888年，他在一封论及中西文化比较的信中，批评了那种“言洋学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为夷狄”的人，认为这两种人“皆未尝深求其故者也”。他指出，“中西之本末”在“势”与“俗”两方面有“绝异”者，因此“不能复以中国之是非绳之”。而且，由于中国与西方具有各自不同的“本末”，“易地皆然”，所以对于中西文化之优劣，他认为亦“不可一二言断是非也”。他主张，对于“邻人之有专门之学，高异之行，合乎吾祖考者，吾亦不能不折取之也。”⑨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则在赞美孔子之道的尽善尽美的同时，也反复强调所谓审其时势的改制和变通。他在一篇代人草拟的奏摺中，提出会通中西两学，以培养富国强国的人才。他认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他分析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然而，“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康有为在此虽然也用了与张之洞等人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类似的“中学体也，西学用也”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到，两者在立意上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不像张之洞等人那样，以中学之体贬低和排斥西学之用；而是提倡“体用并举”，强调中西两学的“相需”、“缺一不可”和“会通”。所以，康有为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⑩平心而论，以上康有为分析和处理中学西学两者关系方面的观点，与当时各家的观点相比，应当说是较为平实的。而在今天看来，除了他所用的体用等名词稍嫌陈旧外，他关于“会通中西两学”的基本立意，也还是相当有见地的，值得借鉴的。

二十世纪初，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醉心欧化”的风气。对此风气，不仅康有为等改良派坚决反对，就是在革命派中也有严厉的批评。如，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即对“弃国粹而用欧化”者，进行了批评。他们说，那些“醉心欧化”的人，“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日本）西（欧美）之学说是依”。然而，“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因此，这种“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①批评是相当尖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