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圣人”也是“庸人”的康有为
2009年06月03日 13:41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而“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点明了康有为当时的真实处境,除了几个后生晚辈把他奉为“圣人”,摇旗呐喊,在新旧两面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支持者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坚定性和否定皇权专制的彻底性早超过了康有为,最铁杆的梁启超后来也一度接近孙中山,差点弃康而去!)

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对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和后来的保皇活动持怀疑态度的,还不止上海商人。当年在日本军校留学的阎锡山读了康梁编辑的杂志后曾叹息,“保皇党岂足以救中国?” 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和伟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经也是维新派争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当即拒绝了维新派的邀请。罗家伦曾经当面请教蔡元培当时为何拒绝,蔡从容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令罗家伦多年后仍觉“言犹在耳”

“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諭,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2)

蔡元培何以拒绝变法活动而投身同盟会,康有为为何在上海陷于孤立,上面这段话中可见端倪。西太后为人手段狠毒,但毕竟势力很大,而且对改革并非绝对反对,否则洋务运动也搞不起来。曹汝霖留学日本归来,初入满清外务部,有一次受到西太后召见,西太后向其详细了解日本宪法的宗旨,国会的选举办法,曹汝霖即逐一申说,并强调立宪的重要。而西太后“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曹当时的印象是西太后喜欢揽权,但思想并不顽固,只是缺少关于各国宪政的知识,曹甚至觉得,假如康梁当年能将变法计划,直接向西太后祥加说明,消除她以为变法只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觉,并让她不感觉自己大权旁落,未必不能得太后同意,“惜乎当时维新诸君子,求进之心太切”。(3)

梁启超对待光绪皇帝的态度就给人以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感觉,一方面,梁并不象康有为那样真心拥戴光绪,而且光绪也不过给了他一个六品的官位,据说是因为在受召见时梁的广东口音太重,光绪听不大懂,影响了交流。另一方面,由于维新派事实上卷入了清廷内部的帝党与后党之争,梁又出于宣传的目的必须拼命吹捧光绪为“圣主”,“未来的总统”,同时竭力咒骂慈禧,荣禄等人,其结果是更加激起清廷内部保守派的疑惧,直接导致了慈禧欲废帝的意图和一场政治危机。当时就有人致书梁启超,劝他不要再捧光绪,越捧他越会死得快。(4)

而作为变法最有力的支持者,被康梁“视若帝天”的光绪本人究竟能力如何?翁同和的日记中曾记载,幼年光绪胆小怯懦,成年后的性情,有一段轶事可证。有一天,“童心犹甚”的光绪皇帝突然将管理清宫中安装电灯的“电灯委员”召入,要求立刻安装电话(德律风),委员对称:此物都中不全,应在外洋购办。光绪大怒,斥令一日内寻到,否则掌嘴。最后是由一名原在太后身边的老太监跪地力阻,并搬出西太后警告,光绪才作罢。

当时一位熟悉内廷的官员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且闻当今(光绪)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均无一定……借此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固也……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5) 康有为的风格和光绪的脾气可谓半斤八两,所以惺惺相惜,但在旁人眼中,一个是“童心犹甚”,一个是“尚少阅历”,但其实又都老大不小了,国家政治岂能靠这样的人来搞?

胡汉民在自传中也有专文论及康有为和戊戌维新:

“康有为生长广州,聚徒讲学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惟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盖康居乡,为土豪劣绅之所为,热中奔竞,行不践言;治学则剽窃武断,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故当时对之,绝对不生一种信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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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伍国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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