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余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康南海自编年谱》，31页，中华书局1992年。）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同上，52页。）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2页，中华书局1979年。）“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同上，43页。）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

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梁……都已成了历史陈迹。戊戌维新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

不幸，中国人有健忘的习性。谁不相信，请细听一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话语。

“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

反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国列强侵略中国主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文化领域则并非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所有外来文化的进入都是侵略。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我封闭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把文化交流与侵略混为一谈，正是晚清权贵和士绅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贻误社会转型和无知愚民的义和团情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主权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对文化“侵略”或“殖民”，这意味着什么？是反对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吗？这在西方也受到批评乃至法律管制；同时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也不乏这类货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对来自别国的价值观念吗？此事却颇为复杂。任何现代国家其公民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让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选择，“反侵略”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学术领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国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过是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哗众取宠的游戏。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

这样说不等于反对人们研究和运用中国文化。但是，也必须同时一视同仁地让人们自由研究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自由交流，自由竞争，由公民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就传统文化的所谓现代化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去伪存真。

总结戊戌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思想文化领域只有一项是现代化事业绝对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基础在健全的义务教育制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核心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应有国内外都畅通无阻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体系。有了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才能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中国人才不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被淘汰。这是根绝国民群体愚昧现象的保证，也是防止在社会管理阶层中再出现慈禧这样的阴阳怪物和康有为式的不新不旧的政治家的基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离不开这个条件，更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