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首 功过难分清的康有为
2009年06月02日 18:57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页,中华书局1958年。)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同上,774页。)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同上,175页。)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同上,233页。)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叙,中华书局1958年。)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柢亦无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文恭公日记》第33本,43页。)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康南海自编年谱》,48页,中华书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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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伟时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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