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心为不忍人之制，其仁为不仁人之政。仁道本于孝弟，则定为人伦。仁术始于井田，则推为王政。孟子发孔子之道最精，而大率发明此义，盖本末精粗举矣。《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而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 [9]（52~53）[13]《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不仅把孔子改造为改制立法的“新王”、“素王”、“圣王”、“先王”、“教主”，把升平、太平之世改造为孔子追求的民主社会，而且直接把民权、议院、选举等民主制度与孔学古义缘附在一起，传统儒学的礼学思想被赋予新的内涵。

接下来，笔者再简要从义理方面分析他的礼学思想。

与经世学风相表里，清代学者十分重视研治《礼》经，涌现出一批皇皇巨著，康有为本人也曾说，“国朝礼学最精”。受此风气影响，康有为一直较为重视《礼》的研究。他早年所著《教学通义》，专辟礼学一节，就礼学历史条分缕析，并较为详细地拟定出按《通考》之例编纂《礼案汇编》的计划。他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自宋、明后，遂废《礼经》，不以试士，天下士人于是无复诵习者。颠倒悖谬，率天下而侮圣黜经，遂千年矣。” [10]（647）[14]甚而，他以礼学为发明今学的锐利武器:“礼制文字之书既出，百数十年今学不昌者，仆不信也” [11]（1035）[15]。终于，在《礼运注》、《孟子微》等著作中康有为对礼学作了不同于前人的诠释。

他说: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未能尽传。孟子传《诗》、《书》及《春秋》，荀子传《礼》，各据一端，均非完整意义上的孔学。“《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意”，“《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孟子虽“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却寡言礼。他认为，“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轻也。如东西墙之相反，而相需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车冰炭之相反，而相资以成用也。” [12]（471~472）[16]故孟、荀应当并尊，而荀子虽仅得孔子只粗末，也自有其价值。这里，在学术传授谱系上他把《礼》与荀子相联系，并赋予礼以“乱世”的内涵。

继而，他又发现，《礼记·礼运》包含有完整的圣人之道:“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康有为认为，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无论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他自认为这一发现非同小可，拨乌云而见天日，找到了由小康登入大同殿堂的阶梯:“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见，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13]（193）[17]在民国初年康有为所办《不忍》杂志所刊广告中，《礼运注》被描述为继往圣、续绝学、救众生的鸿宝:

“发明大同之道者，惟《礼运》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仅有小康，则君臣之义被攻，而孔教几倒，中国礼文皆与孔为缘随之同尽，是中国为墨西哥矣。即废丁祭收祭田，亦可畏矣。今幸《礼运》犹在，大同发见，实希世之鸿宝，中国之绝学，独一无二之秘传，即其言据乱之礼，亦多大义微言，为群经所不及。前儒蔽于乱世小康之义，疑莫能通，久翳云雾，郁而不发者二千余年。南海先生生当地球大通，冠岁而悟大同之理，求之孔子之道，得《礼运》之篇，乃大发明之。自有此注而孔子之道乃显，大教不坠。近人疑孔子为专制，辩护者亦可闭喙矣。更与《春秋》升平、太平之义互证，从此孔子新教布露四海，皆赖此书之发明。天下欲考求孔教者，当必争睹为快也。欧美各国贵创明新义者，新出之书，众最贵重，价极不訾。况兹书所创，发为孔子新教，而保存孔教，即以保中国之文明。全中国书，关系之巨重，未有其比。” [14]（194）[18]

显然，康有为极度夸大了此文的价值。然而，康有为明确把大同小康之道寓于《礼运》之中，应当说是他在经学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尽管此前像洪秀全等人也曾用这段文献阐发大同理想，但是，康有为所建构的是与三世进化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理想社会，不仅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更进一步，而且通过《大同书》的系统阐释，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直接影响了20世纪国人对于大同社会的理解。退一步从文献方面考虑，《礼运注》也有其独具的价值。《礼运》虽是一篇古代儒学文献，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直到康有为的《礼运注》问世，它才继“四书”中《中庸》、《大学》之后，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从而被单独作为一篇重要经典引起世人关注。

智

中国儒家传统重道德伦理而轻科学认知，“智”一直位居“仁”、“义”、“礼”之后，居于辅从地位。《论语》“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虽含有重智之意，但仍以仁为中心，智不过是仁道实现的手段之一罢了。康有为所讲的“智”，不再拘于社会伦理，包罗广泛，富有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