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一生的文化学术活动，可谓波澜壮阔，恣意汪洋，但其主体或主干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这种改造和重构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援西入儒，化合中西，赋予儒学以新的内涵。笔者谨以康有为对仁、礼、智的诠释为例，就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在新学家眼中，“仁”“礼”“智”属于旧学范畴，与近代新思想格格不入。但经过康有为的全新诠释，旧学与新学不再天各一方，而是相生共容，体现出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文化传统新旧相继的延续性。

仁

仁在康有为构筑的儒学殿堂中居于核心位置。康有为有关仁的论说林林总总，内容极其丰富，如在《孔子改制考》中把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归于 “《春秋》新王行仁之制” 未能得以施行，在《大同书》中把仁视为普救众生的法宝，举其要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仁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实电力也。人具此爱力，故仁即人也；苟无此爱力，即不得为人矣。”[1]（208）[1]康有为认为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即以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为基础，又注入了近代物质观念。[2]（1018）[2]

（二）仁为不忍人之心。“不忍之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 [3]（9）[3]“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源于《孟子》。康有为把进化论、大同学融入孟子学说，力图从中寻找到解救现实社会的动力。

（三）仁含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孔子之道本诸身，人身本有好货、好色、好乐之欲，圣人不禁，但欲其推以同人，盖孔孟之学在仁，故推之而弥广；朱子之学在义，故敛之而愈啬，而民情实不能绝也。” [3]（101）[4]经过康有为改造后，仁成为反对封建理学教条“存理去欲”的人道主义工具。 “乾为吾父，坤为吾母，人身特天之分气耳，……凡众生繁殖皆吾同气也，必思仁而爱之，使一民一物得其所焉。” [1]（206）[5]仁为博爱，仁为人权平等，仁为自由独立。

（四）仁与三世进化联系密切。康有为以仁道“爱力”大小把孔子之道分为三等:亲亲、仁民、爱物:“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4]（289）[6]这样一来，就把在同一社会中的“爱有差等”改造为“爱无差等”，人类社会成为充满博爱平等的理想社会。

“通于仁者，本末精粗，六通四辟，无之而不可矣。” [3]（5）[7]在康有为的思想中，他以传统仁学与西方人道主义为主体构筑起的新仁学，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中国赖此得以存，大地生民赖此得以生。梁启超对康有为仁学的思想意义有着深刻体察:“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故先生之论证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不不忍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 [5]（19）[8]

礼

“礼” 在中国古代不仅位列“六艺”之一，而且与仁同为孔孟学说中最为核心的道德范畴。论者每以仁论康有为的儒学思想，而往往轻视他对礼的阐释。

康有为的改制思想即与其礼学思想有关。“发明圣制，探讨微言”，“以经术言变法，为本原之本原。” [6]（427）[9]众所周知，探求“六经”中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乃经学家，尤其是今文经学家锲而不舍、孜孜矻矻的追求。如廖平亦曾以制度的变革为“六经”旨要，他在《知圣篇》中指出:“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而其辨等威、决嫌疑，尤为紧要，……故礼以定嫌疑、辨同异为主”。他把“六经”旨要概括为“辨等威，决嫌疑”，把“孔子新政”归结为“礼”，也就是严格等级名分，虽触及制度问题，但由于仍拘于封建等级制度之中，因此并无多少新义。

康有为与廖平不同。“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7]（79）[10]康有为的变法改制以进化论为基石，以民主思想为灵魂，以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为归宿。康氏关于制度变革的理论设计在历次上清帝书中有较为清晰的呈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是指出，他把近代民主制度与传统儒学相联系，在促进西方制度中国化的同时，再次给古色古香的中国儒学涂上近代色彩。

康有为1886年所著《教学通义》，“以教言治”，即曾多次提及制度改革问题，如他说:“周制以时王为法，更新之后，大势转移，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前朝典礼废不可用，人皆弃之如弁毛土梗” [8]（135）[11]；并对孔子改制郁而不彰表现出关注和遗憾:“孔子改制之意隐而未明，朱子编礼之书迟而不就，此亦古今之大会也。朱子未能言之，即言之，而无征不信，此真可太息也。” [8]（139）[12]后在桂林讲学，康有为以今学言改制的思想已相当明朗。他在《桂学答问》中强调指出，制度与义理原是孔学中并立的两翼，孟子多传义理，荀子多传礼制，后朱子多言义理而少言制度，孔子改制大义遂告中绝。在该文中，他还明确说道，孔子是为后世制法的改制素王，孔子创设的新制即存于《春秋》之中:“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