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起来了。”许继慎的神色很坦然。

听说人被扣下了，曾中生、徐向前都吁了一口气，眼见得许继慎是清白的，不然，他不会留下活口的。依曾中生的意思，为了防止出现后患，这件事到此为止，送信的特务杀掉，信烧毁，一了百了。

许继慎却执意不从，他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歪。

果然被曾中生不幸料中，话说红四军因转道蕲、黄、广，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张国焘不喜还怒，以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受到了挑战。因此，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公开警告，“红四军内部也有一个黄埔系”，说这话的时候，他把桌子拍得砰砰响，显然愤怒至极。借着扩大化的“肃反”运动，张国焘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不为他喜的人身上。他暗中给中央写信，要求派军事干部，实际上就是想取代徐向前的军长位置，并暗中派人调查徐向前的历史。无奈徐向前的历史清楚得像一面镜子，苍蝇难盯无缝蛋，他只能怏怏作罢。

许继慎则不然，有大把辫子可以随手抓，此人是六安才子，能量大，活动能力强，与徽省军政名宿，如柏文蔚等都有交往，与第三党邓演达也是私交甚笃。按“左”倾路线的人的观点，这些人都是异己分子，和蒋介石一样可恶。这些，都使张国焘很容易找到攻击的火力点。

最要命的还是曾扩情那封信，成了他有了发难的导火索，张国焘暗中冷笑着，这送上门来的把柄得好好利用之，他下令，立即将送信人押到军委会看管，没有他的命令，不许与任何人接触。

所有的审讯和调查都是在张国焘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别人无从知道底细。1931年9月，他在新集召开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因徐向前在外率兵作战未能参加，曾中生也在事前就被强行撤去了红四军军政委职而不能与会，因此完全由张国焘掌握了会场。张国焘冷冷地宣布，根据调查，已经确定许继慎为反革命，他将曾扩情的信抛了出来，并危言耸听道，在西余集军事会议上，许继慎之所以坚持南下，转战蕲、黄、广，就是相机叛逃，将部队拉到蒋介石那里去。

有人对此质疑，许继慎转兵南下，并没有去投奔南京，反而打了许多胜仗，这如何解释。

张国焘黑着脸，十分霸道:“事实俱在，那两位送信的特务都交待说他们是专门来接应许继慎的。而且许继慎狡兔三窟，不仅与蒋介石，还与邓演达的第三党和‘AB’团都有瓜葛。”

没有人再敢为许继慎争辩了，当时根据地正在大抓“AB”团，闹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搅进这趟浑水。新集会议后，许继慎即被秘密逮捕，不久，惨遭杀害。

许继慎之死，让徐向前大为震惊，他曾经质问过军委会，“怎么将我的师长抓了起来，我都不知道。”张国焘佯佯不睬，却是一脸的愠怒，红第十师师长蔡申熙连忙拉住徐向前，让他控制住情绪。

对许继慎的遭遇，曾中生也是欲哭无泪，他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因为他曾给中央写信，为许继慎辩白，因此落了“包庇反革命分子，对抗分局领导”的帽子，被摒弃出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后来又被非法逮捕。周恩来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专门提出要见曾中生，“这位同志我是了解的，在黄埔和在中央军委、南京市委工作时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不知道他在鄂豫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希望张主席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张国焘心中有点发虚，回到军中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将曾中生秘密处决，以绝后患，并对外封锁消息，以致中央红军到了延安，周恩来还在为营救曾中生而操心，乘着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来陕北，拉上毛泽东，请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让他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曾中生的生命安全，并给予优待。他哪里知道，曾中生早在半年前就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

大别山黄埔同门大斗勇，本来是一场棋鼓相当的好戏，却被张国焘搅了局，以致徐向前缚手缚脚，数战不胜，不得不退出大别山。

在连续三次对鄂豫皖苏区“围剿”失利后，1932年夏，蒋介石又卷土重来，并御驾亲征，点起60万兵马，其中包括当时所能动员的中央主力嫡系部队，分别为胡宗南的第一师，黄杰的第二师，李玉堂的第三师，卫立煌的第十师，俞济时的第八十六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其中胡宗南、黄杰、李玉堂、俞济时都是黄埔一期生，和徐向前是同窗，卫立煌、汤恩伯虽然不是黄埔出身，但他们的部队却是由黄埔子弟兵组成，军中主要干部如李默庵、陈铁、陈大庆等也都是黄埔一期的，充任营团一级的黄埔生就更多了。

而从大别山区的红军来看，也有不少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除了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外，还有红第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第十二师师长陈赓，鄂军总指挥潘忠汝、红第二师师长漆德玮、红第十师师长倪志亮、红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第三十一师师长萧芳，红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等，不胜枚举。事实上，大别山苏区红军的主要指挥官大都由黄埔出身的中共党员出任，这在当时的各个苏区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眼看着一场同门大碰撞就要在大别山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