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文强刚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围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11个将军来。”

两三天后，文强等人被送到山东潍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编成了一个高级班，全是中将军衔的，正始开始了战犯的生涯。

文强被俘后，他的妻子葛世明被南京方面安排去了台湾。

葛世明是文强在淞沪会战时救的一名逃婚的女大学生，当时她举目无亲，文强就让她去后方找他的的妻子周敦琬，后来葛就一直在文强家帮他妻子照顾孩子，周敦琬1940年在做手术时赶上日军空袭，医生一害怕，把一把止血钳拉在了肚子里，几天后周就因急性腹膜炎去世了，临死前给文强留个了遗嘱，说:“儿子由葛世明带着，我和她情同姐妹，你就和他再婚吧。”

1944年文强和葛世明结婚，婚后又生了三个儿子。

葛世明在台湾听见大陆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这时一个和文强一起被俘的人因官小被放了出来，跑到了台湾，对葛说文强在山东。她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

一逃回来，葛世明就到山东关押文强的地方想见一面，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后又到了上海，住在以前的奶妈家。

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

当年文强跟朱德到四川时，文强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两人很熟悉，陈毅就说:“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曾是我们的同志，后来受了委屈离开了，但不是坏人，现在人们都往台湾香港跑，她能回来，很好。”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文强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又开始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作和工资全部取消，工作变为在学校清扫厕所，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

据文强的儿子文贯中回忆:一次文强在监狱里交代说他家里有十几把枪，当时文强并不知道她们母子已经回到大陆。马上公安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可那些枪早就没了，只有结婚时文强送给母亲的一把勃郎宁牌小手枪，是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给文强的，枪很小，镶了一些宝石，很漂亮。母亲一直留着当做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现在没办法就交了上去。公安局又问其它枪的下落，母亲也不知道，公安局便觉得是一个悬案，就判母亲管制三年。每天都要向居委会报告。邻居也不敢再有来往了，每个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来要她交待历史问题，一次竟然问:“象你这种身份的人，往台湾跑都来不及，竟又带了全家从台湾回来，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务？”

文贯中说一次他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母亲找到学校，学校竟以他父亲的问题说事，家长又吵上门，说反动派的狗崽子要反攻倒算，当时母亲气得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去同学家赔礼道歉

葛世明觉得绝望了。195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她给孩子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又让孩子们要相互团结，并说奶妈是全家的恩人，让他们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她。等孩子们睡着了，她去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然后躺在厨房里的一张大桌子上，往身上盖了一条白床单。半夜时被奶妈发现，邻居帮忙把她送到医院，当时还有口气，可能还可以抢救过来，但医院当时不敢抢救，说反革命分子自杀属于自绝于人民，要等上面批准才抢救，等得到批准，已经没办法了。

葛世明写了一份遗嘱在身边，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儿院，要奶妈尽管拿走家中她愿意拿的一切东西，回宁波养老。但奶妈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负担。而文强的大一点孩子也不得不去工厂打工，只有四子文贯中因年纪小，仍去上学，并且是兄弟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人。

在山东的高级战俘营，解放军对文强他们这些高级官员很好，除了自己做饭挑水外，没什么体力劳动。关他们的地方以前是个图书馆，他们可以自由的借书看。

管理他们的人姓蒋，留个大胡子，文强就叫他蒋大胡子。一天文强闲得没事对蒋大胡子说:“你们打仗行，管理战俘不成，怎么一点规定都没有？”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这个，管理战俘应该有什么规定，我们也不知道。”文强就施展在军统里学到的东西，写了十几条监规给他，主要是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等等。大胡子也都按着执行了。后来文强还教一些管教人员识字，又管墙报，管文艺，文强后来回忆说:感觉当时比在国民党里当参谋长时还忙。

在山东过了近半年后，管理所将一些重要的人员，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文强的编号是7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