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文强到了上海，正好赶上顾顺章叛变，上海机关或隐藏或破坏，中央机关也转到了苏区，文强夫妇在上海转了几天一点头续都没有，钱也快花光了，最后文强对妻子说:“别找了，就是找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就是自投罗网呀。还是回家吧，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咱们找口饭没有问题，不要再革什么命了。”

文强和妻子回到家乡，先是在父亲开的学校里当老师，但当时毕竟是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当时正好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和几个朋友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当时湖南的土皇帝何键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不久就有人砸了他的报馆，还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扬言要他的小命，他在湖南又混不下去了。这时文强父亲劝他避避风头，去找当年其在同盟会时的老朋友程潜那里，看能不能找个差事做做。

文强到了南京，找到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并再次遇见了廖宗泽，不过此时廖已经脱离了中共而加入了军统。在廖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戴笠，并同其谈了其在中共时的情况。据文强回忆，当时戴笠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要文强恢复对校长的信仰，并介绍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任职。文强说他还在国民党的被通缉名单里，无法去政府任职。戴笠让他放心，说他会去办妥。后来戴笠牵头，由五个黄埔同学联名证明文强与中共已经脱离了关系，这五个签名中有一个就是戴笠，由张治中签发命令，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而文强也以中校身份加入了军统，在警官学校担任教员，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文强调到上海负责为军统搜集各个司令部的战况，为了便于工作，升为上校高级参谋，以方便出入各个指挥机构。正当文强每天穿梭于各个司令部的时候，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新四军参谋长袁国平。偶然的相遇，让两个人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文强一楞:“归队？归什么队呀？”

袁国平说道:“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国平道:“应该送到四川了。”

文强说:“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组织，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文强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文强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AB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从小对他就有个人的看法，不想在他手下。”

袁国平听文强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文强说:“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七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袁国平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越搞越远，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文强说，我的想法不变。

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