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王明回国开始掌权，党内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7月，文强在重庆被捕，后在组织上营救和川军中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抓、被杀，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感到很不理解，就让他妻子（当时的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去找新来的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和他谈谈，两个人当时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段谈话——

见面后罗世文第一句话就是:“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文强听后很不高兴，就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再说我那23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党员都被暗杀了，被自己人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罗世文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23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要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文强说:“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罗世文说:“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拍桌子叫到:“狗屁！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罗世文说:“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文强说:“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这样做啥呀？把自己人都干掉，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一吵起来自然惹得大家侧目，文强怕暴露身份，就约罗世文到城墙上去谈。等上了城墙，罗世文开始害怕起来，觉得文强要对付他，就问:“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文强说:“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领导，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罗世文说:“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文强只好说:“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罗世文仍然强调:“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很恼火:“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只好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你懂不懂啊？像你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强一听就火了:“马克思的出身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的出身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你怎么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骂完罗世文后，文强直接就回到家对妻子说:“革命革命，革到最后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说罢和妻子抱头痛哭。

文强的妻子是当年四川省党委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原四川省军委书记刘愿庵的遗孀，很有魄力，劝他不要在这里等死，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又说她认识杨尚昆。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咱们可以一起去申诉。

文强事后说到:我们当时走得光明磊落，我并不是想叛变，只是想找到党中央，向他们申诉，希望还有挽救的余地。于是文强给罗世文写了一封信:“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 bye。”最后还写了一句外国话并署上当时的化名“文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