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明运用各种关系，特别是与日本人拉上关系后，利用日本人营救被日伪逮捕的军统特务和留在宁、汉的国民党官员。1943年夏天，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前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被捕。吴被捕后，汪伪准备请吴出仕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其他重要职务。吴答应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汪等又考虑到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准备请吴担任，所以将吴暂时安排居在上海的唐生明家。唐生明从汪伪一些主要头目中，了解到汪伪和日本人的目的，是希望吴开先回到重庆，向蒋介石进言，投日"剿共"。唐生明便将这一情况向重庆报告。趁重庆还在研究吴开先问题的时候，唐生明便试探吴对去留的态度。当时，吴的思想矛盾重重，他想在汪伪政权中做官，又怕抗战后落个臭名声；想一面在汪伪政府中当官，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但担心在被捕后投降这一点上说不清楚，他有偷偷溜回去的想法，可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害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会受到处分。最终，他还是想去南京。唐生明加以力劝，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作去南京的打算。就在吴犹豫不决的时候，蒋介石来电指示:同意日本人送吴回去；吴不得在南京任伪职；吴回重庆后，对他的职务将有很妥当的安排，不必有所顾虑。当唐生明将电报拿给吴看后，吴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唐生明找到李士群，说吴开先留在南京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方面的希望，送他回去进行活动，有利于促使重庆早日停止抗战。见李士群的答复不是很直爽，唐生明又找到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提出让吴回重庆的问题，并告诉影佐，重庆方面已同意吴回去。影佐十分高兴，认为重庆方面能接受日本派吴回去，这种表示是很好的，而且是有了些诚意。1944年初，吴开先经广州湾回到重庆。

同在这年，唐生明还利用关系，为美国搞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情报。当时，上海驻有一个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的职务)，名叫古川。此人的兄弟原当过唐生明的长兄唐生智的翻译，和唐生明关系亲密。一天，古川请唐生明吃饭，唐和他谈起了美、日海军作战的问题。古川乘着酒意，说:"日本海军不久必能突破美国主力，给以沉重打击，可以扭转战局。"唐生明敏感地发觉对方话中有话，便故意用怀疑的口吻进一步追问他，有几分把握?古川又连干几杯之后，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他刚从日本海军某重要负责人方面得来的消息，说日本海军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乘美国不意，给以一次突然袭击，重演一次珍珠港式的事件，给美国舰队以致命的打击。

重庆方面接到唐生明这一情报后，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再由美国特务转给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这时正为搜索不到日本舰队的下落而着急，所以很重视这一情报。查实之后，趁日本舰队尚未准备妥当，先发动攻势，结果日本海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击沉击伤一百多艘军舰，溃不成军。由于这一胜利，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由准将晋升为少将。美军海军部正式备函向戴笠表示谢意，并准备帮助戴笠建立中国海军。抗战胜利后，梅乐斯到上海，专程向唐生明致以谢意，并说这是中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

抗战胜利时，唐生明受周佛海之请(时周佛海已被戴笠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直接调附近的忠义救国军陈默、阮亚丞、郭履洲、毛森等几个总队抢占上海，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这之后，唐生明受戴笠之请，整训忠义救国军。

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第二天使召见了唐生明。一见面，便连夸唐生明"你很好，你很好!"赞扬他的工作"成绩"不错，并发给唐生明特别费二百万元(蒋介石发给整个上海市警察局只有一百万元)。

戴笠摔死后，唐生明见蒋介石把那些有功于蒋的汉奸一个个杀掉，觉得自己了解蒋和日寇勾搭的丑事太具体，怕蒋介石翻脸无情，便要求国民政府取消过去对他的通缉令。后来查来查去，没有通缉令的案卷，仅有《中央日报》刊登的"唐生智启事"。国民政府只得发布一道命令，公布"前段假通缉应予以取消"。

这年底，唐生明被任命为国防部中将部员。他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一意孤行，大打内战，并且经过上海，南京那番"特殊使命"的历险，对蒋介石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蒋介石的统治不得人心，必然灭亡，加之在"特殊使命"的后期，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思想有了新的飞跃，走上了与人民和共产党靠拢的道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奔走于国民党军政上层，参加和平民主运动。

1948年，蒋介石当上了总统，便调唐生明为总统府中将参军。这一年，被国民党军界称为"四平街勇将"的陈明仁得到蒋介石青天白日勋章后，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可不久，遭到陈诚排挤，落得撤职查办的下场。唐生明力劝陈明仁放弃自杀的念头和到胡宗南部任参谋长的打算，并商讨了陈回湖南打进白崇禧部任职的办法。唐生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策动陈明仁起义。经过一番活动后，白崇禧发表陈明仁为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七十一军军长，后又升任第一兵团司令。不久，陈明仁又以到湖南扩军的名义，率部移驻湖南，为长沙和平起义走好了关键一步棋——使起义将领掌握了实力，摆脱了白崇禧的控制。陈明仁回到湖南后，希望唐生明当他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唐生明说:"你起义我就当你的副司令，没有起义前我不能干。"

1949年春，就在湖南和平起义准备工作进入高度紧张阶段的时候，唐生明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潘汉年的委托和应陈明仁的几次电邀，借到台湾安排家属为名，从上海辗转台湾，经香港回到湖南，以经商为掩护，协助陈明仁的起义工作。唐生明回到湖南后，见当时第一兵团的参谋长文于一跟自己的关系不密切，不好调遣，对起义的部署不利，于是通过陈明仁，将文于一调任第七十九军副军长。7月底，推荐了自己熟悉的黄克虎担任代理参谋长，从而使他自己深入了起义指挥的中枢。

当时，湖南和平起义的活动也被军统特务、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健钧所察觉。毛健钧准备暗杀五十多名和平起义的领导人。唐生明从军统特务内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黄克虎将毛健钧扣押，并嘱咐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派便衣暗中保护起义领导人。

白崇禧被迫由长沙南逃衡阳前夕，曾命令陈明仁炸毁长沙市以北的捞刀河大桥，以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唐生明与陈明仁、黄克虎三人商定:为瞒住起义意图，麻痹白崇禧，让黄克虎以代理参谋长的身份，面令驻长沙独立工兵营营长，在桥下埋下炸药，作出准备炸桥的姿态，但规定没有兵团司令陈明仁的命令，绝不准轻举妄动，如有意外事故发生，唯该营长是问。这样，使这座大桥保存下来，保证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

唐生明还和陈明仁、黄克虎商议，把来到长沙刚上任的"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傅正模扣押起来，促成了傅正模的起义。

长沙起义时，唐生明是湖南方面和平谈判团五人成员之一，和金明同志(解放军首席代表)在协议上签字，被金明称为"痛快的人"。长沙起义后，他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

这年冬，唐生明去香港经商，对两航起义做了一定的促进工作。1956年，他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毛泽东同志批给唐生明四万元安家费。从1957年起，唐生明连任二、三、四、六届政协常委。1968年12月28日，江青一伙将唐生明关进监狱，一直到1975年6月29日才，出狱。1979年，唐生明奔波于港澳大陆之间，为开展对外贸易和推动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7年10月24日，唐生明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