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自由化政策后，政局并非一下子就发展到足以颠覆专制王权或君主制的程度。危机期间，国王不乏机会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维王朝。且不说国王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是伊朗社会对专制王权和君主制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最先而且最激烈地反对白色革命的社会集团是什叶派教士，但大多数毛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赞成霍梅尼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主张。大批巴扎商人也只是在1976年反投机倒把运动后才开始同乌拉玛结成政治同盟。其他社会集团不但政治软弱，在经济上依附于国家，而且或多或少在白色革命和经济现代化中获益。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主张真正的君主立宪。直到1978年秋，狱中的人民党领导人获释后，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才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介入革命。伊斯兰革命前夕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普遍地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1979年革命后不久对5个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敌视革命。在全国支持革命的示威中，发生在农村的仅占2％[34]。

政治参与急剧膨胀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但它本身至多是推翻伊朗专制王权或君主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上，不乏意志坚强、心狠手辣、政治经验丰富的铁腕强人平安度过更严重的专制统治危机的事例。国王也可以在为时未晚之前主动回归君主立宪，同温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对派妥协或结盟，从而保住巴列维王朝。

然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既不具备奸雄素质，又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和远见。他生性懦弱，却又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贪恋专制权力，却又怯于在危机时亲自动用铁腕；他对西方大国有严重的依赖心理，却怀疑国际舆论对伊朗人权记录的批评和反对派运动的高涨是这些国家策划的阴谋[35]。伊斯兰革命期间，他的思想脱离政治现实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国王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是一种在政治上自杀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当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时，国王完全丧失了统治的意志。

国王在危机中无所作为令人困惑。据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披露，国王称，他只能在生前用武力“阻止革命的蔓延”，而在他儿子统治时期。被镇压的力量将会推翻巴列维王朝。米拉尼认为，国王有强烈的宿命心理，面临严重危机时一贯犹豫不决。1953年政变主要是美英间阴谋组织策划的，1963年血腥镇压反对派是首相阿拉姆做出的决定。许多学者都提到，国王身患癌症大概也是他丧失统治意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米拉尼猜测，国王平静地出走，部分原因是他盲目乐观，相信美国会使1953年政变重演，或至少安排将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王储礼萨·巴列维[36]。

国王出走后，庞大的国家机器，包括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迅速土崩瓦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反对派推翻了国王，不如说国王推翻了自己。

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霍梅尼与国王形成鲜明的对照。霍梅尼意志坚强，目标明确，政策和策略灵活而精明，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政治魅力。他利用什叶派教士和机构的政治能量、国内外形势提供的机遇和对手的软弱无能，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革命奇迹。他运筹帷幄，遥控指挥，联合各派反国王势力，分化瓦解政敌，稳住西方，使军队中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无往不胜。有西方学者认为，霍梅尼之于伊朗革命，犹如列宁之于俄国革命，毛泽东之于中国革命，不无道理。

国王的失败与霍梅尼的成功还同外部因素有关。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卡特政府执行的是“自我挫败和不连贯的对伊政策”。这种政策主要是由于卡特政府内部两派意见严重分歧的产物。一派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担心突然自由化会破坏稳定和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另一派以国务院为代表，认为自由化是伊朗长期稳定和抗拒共产主义诱惑的前提。起初，卡特专注于第二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和戴维营协议，无暇顾及伊朗，而他后来的对伊政策则是在两派对立的意见之间犹豫不决[37]。这对国王来说是灾难性的。国王怀疑美国想推翻他，一再向反对派让步以取悦于美国，并在局势恶化时希望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他镇压反对派。然而，来自华盛顿的信息混乱不清。不但身患癌症意志薄弱的国王不敢轻举妄动，伊朗军方高层也对美国意图困惑不解，坐以待毙。相反，反对派受到卡特政府对伊政策的鼓舞。他们相信国王没有美国的明确支持不敢血腥镇压反对派，于是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同时密切关注卡特政府对国王的态度的任何微妙变化。他们将卡特没有明确支持国王动用铁腕解读为美国对国王感到失望和对反对派的鼓励，将当局的节节让步视为国王正在失去美国支持的证明，因而勇气倍增，要价越来越高[38]。结果，这种基于错误判断的策略取得了连反对派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成功。

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这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在现代伊朗，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君主专制主义迟迟未能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宪政主义深入人心，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尤其突出。除了40年代短暂的宪政主义时期以外，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一直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尖锐矛盾，即形式上采用现代君主立宪制，实际上却与传统君主制大同小异。君主立宪名不副实使巴列维王朝缺乏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因此，巴列维王朝尽管有时表面风光，其实异常脆弱，危机频仍，其突然崩裂实非偶然。

美国既是支撑战后巴列维王朝专制王权的支柱，又是导致巴列维王朝夭折的重要因素。国王依附西方大国疏离了伊朗民族主义，加剧了王朝的合法性危机。1953年政变就使巴列维王朝在许多宪政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丧失了合法性。对美国支持的过度依赖使国王失去了自主性，难以抗拒美国的压力，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调整对外政策的牺牲品。

国王的社会经济快速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暂时挽救和强化了专制王权，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与国家的矛盾，使国王在亨廷顿所说的“根本性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从而为政治体系的变革创造了必要条件。诸多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突然实行自由化政策，导致政治参与膨胀和统治权威的危机。危机期间，国王和卡特政府的自我挫败政策，加上霍梅尼的政治才略，最终锁定了巴列维王朝悲剧性结局。

总之，巴列维王朝突然覆灭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王的个人主观因素──他的性格、禀赋、心理、健康、能力、判断和决策等，也是导致巴列维王朝统治夭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