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9日，在德黑兰召开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国王宣布发动包括六点改革计划的“白色革命”。这六点计划:（1）土地改革；（2）森林国有化；（3）出售国有企业以筹措土改基金；（4）工人参加公司分红；（5）让妇女享有选举权；（6）组建到农村扫盲的“知识大军”。白色革命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城乡社会改良方面的政策内容[22]。

国王发动这场以土地改革为重点的社会改革运动有诸多考虑。首先，伊朗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王权处于危险之中，需要获取新的政治资源来巩固王权。其次，美国肯尼迪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国王对中产阶级让步和进行土地改革。第三，夺过土地改革这面旗帜，可收一箭数雕之效；使土地改革不那么激进；争取农民对王权的支持；削弱反对现代化运动的传统阶级──教俗地主和部族酋长的权力，扩大王权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加强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第四，现代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改革有助于加强王权的合法权。总之，发动白色革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维护专制王权。

最初六点改革计划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的。在议会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为了使该计划合法化，国王采取了伊朗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于1963年1月26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据政府统计，公民投票的结果是5，598，711票赞成，4115票反对，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99．9％以上[23]。尽管反对派抵制公民投票和存在舞弊现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支持国王的现代化改革计划显然是不争的事实。

白色革命遭到以乌拉玛为代表的传统保守势力强有力的抵制和反抗。国王仗着美国撑腰和公民投票的胜利，对反对派采取强硬的态度。阿拉姆政府血腥地镇压了1963年6月乌拉玛领导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大肆逮捕和驱逐教俗反对派领导人，为国王实行专制和实施白色革命计划铺平了道路。

1963—1977年期间，正当白色革命轰轰烈烈之际，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剧增长。白色革命和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的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几乎与白色革命同步，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白色革命和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国家权力日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同时，国王进一步强化自己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控制。1963年举行公民投票和血腥镇压反对派以后，国会沦为国王手中的玩物。连亲国王的西方学者伦乔夫斯基也承认，1963年1月的公民投票标志着摩萨台下台后国王所进行的长达10年的加强和巩固权力的时期正式结束。此后国会虽然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与大权在握的国王相比，在政治上已降到次要地位[24]。

1975年3月，国王宣布两党制不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下令实行一党制，于是御用政党──“伊朗复兴党”粉墨登场。

在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国王淡化伊朗的伊斯兰特性和君主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联系，同时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国开创的君主制传统。将巴列维王朝同民族的历史特性和古波斯的伟大君主联系起来显然是为了使王权神秘化和合法化。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是大搞全国性豪华庆典。此外，议会于1976年3月通过决议，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以古波斯帝国创始人居鲁士大帝登基之年为元年的新历[25]。

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王不但高居伊朗政治体系之颠，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体系。一切重要决定都源于国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军队、萨瓦克、内阁、复兴党和官员不过是供其驱使的臣仆。为了保持绝对的控制和消除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国王对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牵制，竞相邀宠效忠。这样就形成系一国之命运于国王一身的政治局面。

四、酝酿中的风暴

在阿米尼内阁短暂的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国王在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以白色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和由巨额石油美元支撑的经济现代化运动成为专制王权赖以生存和强化的合法性来源。

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引发社会变迁。在社会动员过程中，“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承诺被弱化或背弃，同时人们能够采纳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伊朗的人口数量和结构。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年人口增长率高达2．3%。1976年时，伊朗人口已超过3370万，其中55．3%不到20岁。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50年代，城市居民仅占总人口比例的31．4％，1976年时，这一比率超过47％。识字的人大幅度增加。1956年，10岁以上的伊朗人中识字率仅14．9％，1976年时，这比率也超过47％[26]。

社会动员和社会变迁的结果，政治参与的要求对政治系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社会经济的迅速现代化增强了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他们支持国王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政策，但强烈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实行宪政。农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阶级从经济繁荣中获益，但他们经济地位脆弱，对国王的官僚现代化造成的腐败和贫富悬殊十分不满。鉴于传统君主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政治参与的压力越大，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危机就越严重，而国王为了维持专制王权就越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危机与变革。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外部世界以人权的名义要求国王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开放政治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严重的是，在197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以人权卫士的形象竞选，特别提到美国应在保护伊朗人权方面更有作为。卡特当选使伊朗国王不胜沮丧，反对派却备受鼓舞。

白色革命后期，反对派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处境艰难，四分五裂，似乎成不了气候，国王因此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实际上，这时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已空前尖锐，反对派囊括了几乎所有在政治上活跃的社会集团，革命的风暴正不知不觉地在伊朗的上空形成。

有几个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潜在的爆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