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因素是历次大革命前夕通常都会出现的“戴维斯J曲线”（Davies’s J-curve）即一段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后突然下滑。1973年，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两番。国王被突如其来的巨额石油财富冲昏了头脑，试图在短期内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和军事强国，并向伊朗人许诺“伟大的文明”。第五个发展计划的指标一再加码，远远高出实际可能。人们对未来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也随之急剧上扬。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一种无须努力即可迅速致富的畸形心理。

然而，在短期的空前繁荣之后，伊朗经济在1975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失调和混乱。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伊朗石油收入低于预期。结果，政府的财政从上一年尚有20亿美元的盈余一下子变为高达73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对工薪阶层的税收从1975年的40．2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亿美元[27]。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生活费用1975年上涨9．9%，1976年上涨  16．6%，1977年上涨 25．1%[28]。

国王试图用平民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于1975年宣布了两项新的白色革命措施: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吸收雇员和公众入股；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家如惊弓之鸟，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许多巴扎商人因物价原因受惩处，但并未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1977年，政府实行紧缩政策，国家的开支在1977年和1978年分别削减69亿美元和120亿美元。这使不少城市中下层民众在经济上蒙受进一步打击[29]。对“伟大的文明”的高期望值同令人失望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不满。

第二个因素是国王的专制官僚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以“白色革命”和“伟大的文明”的名义进行的现代化运动旨在为专制王权提供合法性。由于国王独断专行，这场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成了他的“独角戏”。在国王看来，官僚机构不过是贯彻他的意志的被动工具，而人民则是他的实验品。这种“独角戏”容易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问题丛生，效率低下，却没有合理的纠错机制，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不顾客观实际加速推行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计划，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经济失调，造成巨大浪费。为了确保军队的忠诚，国王将本该用于建设的大量宝贵资源注入军事系统，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削弱了政权的经济基础。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是这类官僚现代化模式的通病。一家美国杂志声称，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败的程度“已经达到沸点”。1973—1974年度的调查显示，伊朗人贫富异常悬殊，最富的20％的人占总消费的55．5％，而最穷的20％的人仅占总消费的3．7％[30]。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飞涨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伊朗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反抗性和革命性[31]。穆罕默德·礼萨的专制王权在丧失了传统的社会基础的同时没有获得现代的社会基础，面临日趋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只能靠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来维持。然而，伊朗社会却比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难于控制。

伊朗各族人民所遭受的长期的形形色色的残酷压迫──来自国内外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压迫──举世罕见。这些压迫激起频繁的激烈反抗，近现代尤甚。部族主义、分离主义及列强在伊朗的争夺和干涉也是近现代伊朗反对当局的地区性和全国性运动此伏彼起的重要原因。来自邻国的政治革命思潮，如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土耳其式的世俗民族主义和在一些中东穆斯林国家流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成为伊朗政治激进主义的思想源泉。伊朗传统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含有社会正义、反抗主流教派的迫害、否认世俗政权的天然合法性、纪念殉教者和马赫迪（救世主）转世等思想，往往成为反抗运动或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伊朗古代长期受外族统治，近现代不少统治者形同列强傀儡，因而形成了伊朗人内心同当局权威逆反的传统民族心理。

人口爆炸、城市化、年轻化和教育的普及使伊朗社会动荡的系数猛增。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各大学是反对国王的学生运动的温床。著名伊朗问题专家克蒂称，在此期间，“国外伊朗学生运动规模之大，反政府之激进，远非任何此类学生运动可及”。

第四个因素是以乌拉玛为首的传统势力对专制王权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是，乌拉玛和巴扎商人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强大社会政治力量。保守的白色革命未能打断传统社会的脊梁。国王拨掉了农民革命的引信，却捅了传统势力的马蜂窝。清真寺和巴扎本来是专制王权的支柱，这时却成了专制王权的敌人。立宪革命期间乌拉玛与巴扎商人之间结成的反对专制王权的联盟在新的条件下又恢复了活力。乌拉玛不但长期在伊朗社会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在近现代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白色革命期间，亲西方的专制君主对现代世俗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力量严厉镇压、惊人的腐败与两极分化、社会急剧变迁、大量思想保守的农民流落为城市贫民、异质的西方文化对传统伊斯兰社会的冲击和震撼，这一切为高举政治伊斯兰主义旗帜的激进派教士集团在伊朗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王朝寿终正寝

国王对他一度在西方享有的现代化改革者的形象受损深感不安。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视曾经帮助他保住王位的美国为靠山，因此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十分敏感。国王对美国民主党总统素怀戒心，高唱民主改革的肯尼迪曾通过阿米尼使他大权旁落，推行“人权外交”的卡特大概对他也不会客气。卡特上台后，美国对伊政策确有变化。伊朗糟糕的人权记录明显地成为美伊关系中的一个问题，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中都出现了限制对伊军售的呼声，美国财政部对一直鼓吹提高世界石油价格的国王更加不耐烦[32]。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国王于1977年初开始实行“自由化”政策，希望此举如1963年的白色革命一样使专制王权化险为夷。此外，白色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和反对派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使国王产生虚幻的安全感，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伊朗人的支持。甚至到1978年4月，反对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王仍然对自由化政策充满信心，声称:“所以这些人（指反对派领导人──引者）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们害怕我在1962年实行的改革一样。自由化政策砍断了他们的老根。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将继续前进。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33]

然而，国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尽管反对派受“萨瓦克”重创，四分五裂，但社会的不满正在积聚升温，高踞于政治体系之颠的国王好像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实行自由化，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参与急剧膨胀，主宰一切的专制君主渐成为众矢之的，政治权威的资源一步步流失。国王对反对派越让步，反对派的要求就越激进，局势就越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