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对革命的发生和对革命的局限性的影响。这在第三和第四阶段对革命的研究中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 ）的分析范畴（Wickham-Crowley 1997，38-72）。而文化主义角度对结构主义观点的补充主要在于对革命后社会和革命结果的最后边界的分析。根据历史观察，许多革命领袖都特别愿意把自己领导的革命描绘成集体历史文化传统上的革新和反叛的延续与继承，以此来动员公众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历史的集体记忆服务于现代革命的目标，这反映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对革命这样的政治行为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就像历史是人类行动的表现而人们行动实际上又是一种观念指导下的主动行为，其实革命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政治现象，而非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决定的。但革命又是建立在集体的、历史传统上的观念指导下的。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化、历史的集体记忆对于革命的发生来说是重要的社会基础但对于革命的最终结果来说，又有限制性的功能。

西方著名的研究民族主义的专家史密斯（Smith ，1998，43）就曾经指出，任何极端的革命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回复传统文化中集体记忆的核心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社会集体对历史的记忆实际上限定了人们以极端形式“重建”社会的边界。特别是当人们承继了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共同历史的情况下，你彻底抛弃改变它的可能性甚微，就因为历史经验作为集体记忆的复杂性和承载的丰富性。这也就是为什么革命作为一种剧烈变革的方式的根本局限，也就是说所谓的“继续革命”“永远革命”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包括文化传承、观念、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即造成了革命的可能也限定了革命的最后边界。

在对现代革命的研究中，两个重要的交叉因素是民族主义和导致革命的各种条件的组合相交（Revolutionary conjuncture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尤其在第三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中，革命的要求与民族主义的力量的结合常常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方式。所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用来鼓动特定民族、特定国家从外在的压迫中解放，或是与其它意识形态结合，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通常在现代革命中起核心作用。但是民族主义固然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讲非常有效，民族主义自身作为一个特别的意识形态又是有致命弱点的。主要由于本身的狭隘性和“民族”这个概念定义的相关性，民族主义本身并不能构成革命的意识形态核心。因为民族主义与革命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如社会正义和公平并不一定完全契合。爱森斯塔德（Eisenstadt，1999）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革命的思想来源，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革命的产物。革命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溶合重建的过程。通常民族主义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将革命的意识形态本土化，民族化，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在二十世纪前期以现代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在欧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要求集中表现在“民族自决”的新观念中，而这个观念的首创者主要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的对象和革命意识的来源实际上都是来自欧美国家。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欧洲国家成功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在此基础上的政权合法性的榜样给后来的第三世界革命者发动革命提供了可贵的经验（Chaliand 1990，22-23）。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后与革命理想的巨大落差，特别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至少有两个重要相关原因，一是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外在的由前宗主国殖民主义者划定的，内在的民族国家认同没有建成，内部少数民族常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二是真正现代意义的社会政治变革、制度建设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原则在民族独立后并未建立起来，而大部分政治领袖只是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选择性的实行对自己有利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在他们的政权合法性观念中，民族主义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核心。因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在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方面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常常是变形的，失败的。

所以尽管民族主义化的革命意识形态可以灌输反叛思想、把不满现政权的公众动员起来，革命还需要其它条件的相互作用，只有如此革命才可能最终发生。第四阶段的研究还发现，在传统意义上的现代革命的诸因素组合主要是当人口增长和经济衰退、价格增长、政府能力弱化等问题交集时，比如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的可能就增加了。同时，当政权进入危机，精英阶层开始分裂，大众愤怒的心理积累等三方面因素汇集时，革命的条件就开始成熟了。当然有时革命的发生还取决于外部敌对力量或同情力量的态度。当外部敌对力量不再支持成为革命对象的现政权或是外部同情力量全力支持公众反叛的革命要求，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总之，作为一种非常罕见、复杂的政治现象，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很难完全准确的描绘和分析的。

第四阶段的对革命的研究，除了集中在对参与者、意识形态和路径选择的分析外，现在对革命的讨论也转而主要分析在第三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Chaliand，1977）。主要原因在于自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绝大部分现代革命都发生在非西方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而传统的对革命的解释主要建立在欧美历史经验之上，并不能清楚的告诉我们发生在法国、美国、俄国、中国和发生在越南、古巴、墨西哥、伊朗、尼加拉瓜、菲律宾的革命之根本性的不同。在对不同类别革命的研究上，经典意义上的以共和、现代化为目标的革命如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几种不同的革命产生的因果关系是可以观察总结的。比如英国革命的背景是结构型的社会变化在资本力量推动下出现的对政治矛盾的一种妥协式的解决（Goldstone ，2003）；而法国革命的直接原因则是阶级关系变化而成就的农民与第三等级的新兴资产阶级结盟推翻封建秩序的政治运动（Markoff，2003）；美国革命的主要条件则是在经典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影响下用极端的革命方式设计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秩序（Wood，2003）。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经验中，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又非常不同，俄国革命的产生条件是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君主政权的危机、社会精英的分化和革命力量的兴起（McDaniel，2003）；而中国革命则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发生的具有亚洲特征和本土特点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自主革命（Selden，2003）。但一般认为中国革命对后来其它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要大于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比如越南和古巴的革命，甚至后来拉丁美洲、非洲第三世界革命其实更都接近中国革命的模式。但俄国、中国革命的目的性还是都朝向现代化（共产主义的理念其实也在很大意义上接近现代西方现代化理论），而且对革命后政治社会秩序的设计是基于历史进步的观念。后来第三世界革命的例子则不同，有的是公众对亲西方的专制独裁政权的革命，如尼加拉瓜和古巴革命；有的则干脆就是对西方代表的现代化的反动，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下的伊朗革命。这就对我们对现代革命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说在东南亚以菲律宾“人民革命”为代表，后来又在印度尼西亚取得成功的反对专制独裁政权的大众参与的革命的情况有两点与一般的第三世界革命不同，一是革命后的政权并不是集权性质并全力推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的政权，而是公众参与基础上的脆弱的民主政权；二是这类政权在革命后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社会现代化的脚步在革命后并没有加快。也可以说是革命的形式发生了但经典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成果并没有出现。而在伊朗的情况下，不但其革命的成果是对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反动，而且在革命二十年后的政权已经演变成民选的反西方的激进政权。根据舒尔茨和斯莱特（SchutzSlater，1990）的总结，与革命发生相关的关键概念是政权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围绕着这个概念，他们总结出七种不同的革命发生的形式:第一是君主制度合法性崩塌和革命性变革（Collapse of Monarchial Legitimacy and RevolutionaryChange如欧美经典革命）；第二种是伊斯兰复兴和宗教革命合法性的建立（IslamicResurgence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of Religion 如伊朗革命）；第三种从乡村革命开始的革命合法性（Revolutionary Legitimazation in theCountryside 如中国革命这样的“东方革命”）；第四种是政权合法性失去和公众革命动员造成的革命性变革（Regime Illegitimacy and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如古巴、尼加拉瓜、菲律宾革命）；第五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民族主义引领的革命运动（Anticolonial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如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罗得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第六类是反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叛（Anti-MarxistInsurgencies如1956、1968、1989年发生在东欧国家的抗议运动）；最后一类是在许多现主权国家内部广泛存在的民族独立、民族分离运动（EthnonationalistMovements 也是对现行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挑战）。总之他们的研究集中在非欧美经典意义的多样性的革命经验上。

其实为了研究现代革命的多样性，亨廷顿对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区别的解说是个很好的起点。人们发现发生不同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在政权的原始合法性的问题上。在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俄国和中国，革命发生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现代合法性的国家内，或者说已经有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国家内；但许多第三世界革命发生在前殖民地国家，许多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作为革命对象的现政权通常本来也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革命必然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相联系，民族主义就成为最主要的引导革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但民族主义运动也常常成为东方国家现代化改革的起点。亨廷顿（1968）在对改革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非常推崇的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就是以建立现代认同的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为第一阶段任务。在亨廷顿看来，与对革命的学术讨论中对革命本身的中性价值评判甚至是负面价值评判不同的是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改革在道德评判上基本上是正面的社会变革行为。但与革命相比，改革更是一种常态行为或是常态下的政治选择，而革命是非常态的极端政治行为。失败的改革常常导致政治危机乃至革命，同时成功的改革则可以延缓甚至避免革命。所以在对改革和革命关系的研究中，人们首先要回答的是改革是革命的替代（substitute）还是革命的催化剂（catalyst）的问题。列宁这样的革命家认为是后者而亨廷顿并不认为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决定关系。他更认为要具体分析改革和革命的前提条件以及改革的结果对革命来说得影响。根据亨廷顿的标准，改革是有目的性的政治行为，判断改革的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包括经济发展、消除社会不平等、增加政治参与、增强政府的执政功能等。但亨丁顿认为改革的难度比革命更甚，因为改革要调和矛盾（革命则要激化矛盾），改革要在激进势力和保守势力中间的互动中寻找平衡，改革还要在几个中心目标中间（如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之间）作出阶段性的取舍，也就是说改革的渐进性使得其最终目的的重要性常常要让位于对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政治技巧的重视。所以亨廷顿特别推崇在改革的实践中“费边主义”的改革战略结合“闪电战”式的改革战术的实行。但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集权的政治权威来领导进行，而无论对改革还是革命的成功来说，政治权威的有效性和维持其合法性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亨廷顿总结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经验看，对改革阶段性目标的取舍来说，针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比较困难，容易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针对农民和农村的改革，特别是成功的土地改革，则更容易取得稳定政权、避免革命的效果。

许多研究（Goodwin ，2003）还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席卷前苏联和东欧的非共革命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反对专制、独裁的第三世界革命相似，而且在东欧的非共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也非常大。不过总的来说东欧的非共革命更像是一种旧的革命模式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革命的重现或延伸，因为这些革命的目的性并没有超出经典的共和主义革命的理念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那些发生在东欧的剧烈变革除了公众参与和反叛的戏剧性表现方式之外其实革命的内容并不新鲜。相反，对非共产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的比较研究也许更有价值，因为这些经验可以作为改革路径的总结为人们将来的政治选择服务。所以在对当代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 society ），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的研究成为新一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

总之，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对革命这个课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且成体系，但是对改革的政治学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相对来说仍处于“不发达”阶段，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注意。实际上现今在所谓“后共产主义”“后革命”社会如中国和俄国，改革已经取代了革命成为政治发展变革的主要路径，相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对改革的实证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比较不同的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革经验，特别是中国与俄国（前苏联）改革经验的比较研究。比如一般认为俄国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休克震荡式的而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先行、渐进式的。而在九十年代的对改革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改革路径、顺序和主要方式的不同，俄国及东欧的后共产主义改革没有中国的改革经验成功（Nolan ，1995）。但在新世纪的比较研究中开始对此提出了疑问，特别是关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政治民主化的正面关系的传统观点的争议（Pei ，2006）。

现在对改革的研究集中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目标选择和路径选择上:经济现代化、社会公平和正义、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特别重要的是在对改革的比较分析研究中，理论上开始认为这些重要的目标之间是有背离关系的。所以对改革的设计者和实践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在改革的阶段中更好的处理这些背离的关系，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最多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目标。在这些比较分析中的共识是要尽可能避免选择革命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的路径。也就是说，革命作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方式逐渐被放弃，而在社会政治秩序延续下的改良行为更为广泛接受。不过人们必须承认这并不说明革命不再会发生。而社会政治变革是会继续发生的，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在面对危机时已经没有选择。所以尽管我们可能都同意渐进的改革是最佳选择，革命动乱的突然发生在有些情况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