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主要目标固然是国家政权而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政权的垮台或解体，但重要的是革命运动如何在国家政权与社会相互关系演变中形成和发生。从国家政权的角度说，促成革命运动成型而且形成反对势力社会组织动员功能的条件包括:国家政权继续实行或者维持非常不得人心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政权排斥重要的社会动员集团的政治参与和资源分配；政权对向其挑战的社会动员集团或反对势力实行强硬的暴力镇压；政权极度弱化的组织、政策能力和逐渐失去在社会基层的权力；腐败或者个人独裁的政权在统治阶层内部造成深深的裂痕。这些结构性对国家政权的不同角度的分析能够一般解答为什么革命发生的问题，但也有根本的局限性。比如在革命发生前后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真实情况不是对政权单方面的分析能完全解答的；代表政权的官僚和统治精英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常常是受制于整个统治阶层的情况下对危机作出反应；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还经常忽视了政治文化对集体政治行为的影响。总之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对任何一方面的孤立、单独分析有缺陷。基于这些原因，第四阶段的研究则把对革命的比较分析推到了新的深度。

我们知道前三个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回答了有关革命的最基本和一般的问题，如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度因素、结构性因素。但当人们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革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为什么不同的革命具有各自的特色、不同的主要参加者和特定的革命结果，那就需要集中讨论革命的过程，这也就是第四阶段对革命研究的中心任务。

第四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发生在八十年代以来，不但集中在对革命过程的比较研究和分析上，特别将革命分为三个研究解剖的阶段:革命源起、革命过程、革命成果，而且在对过程的描述解说中区别分析了国家政权和国际环境条件、社会精英的条件、大众的条件。比较研究还特别开发了对革命代理人、参加者、利益相关者，以及革命前后意识形态的变化影响的分析。研究中两个中心概念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参与者（包括行动者和代理人agency）和路径决定（path dependence），前者强调革命的发生、过程、和结果并不完全是结构性因素事先决定的，而也取决于参与者的观念以及他们实现相关目标的主动行为；后者则强调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甚至是偶然的）将很大程度上决定革命的最终结果（Foran ，1993）。总的说来第四阶段对革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对革命从起源、过程到结果的“流程分析”。

在革命源起部分，比较研究首先集中在政权自身的危机和国际条件上，而观察评估政权危机是否导致革命主要应该从两方面看:“有效统治”和“合法性”。比如当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国家经济崩溃如政府财政破产时有效统治就会出现危机；而当现政权被看作是外部势力的傀儡，或在民族主义和有公众影响的宗教势力（有时是宗教极端主义如原教旨主义）眼中成为对立面，或政权在贪污腐败、社会分配不平等、过分使用暴力镇压反对势力等问题上出现问题，公众会对政权合法性产生怀疑。同时如果政权内部是团结的，社会精英的基本态度也是统一的，公众也是在严格控制之下的，以上问题可能会在妥协的情况下得到改善，政权可能躲过危机。但如果社会精英阶层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分化，在以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异化，这就会严重削弱政权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同时如果公众面对严酷的贫困、经济情况生活状况恶化、或政权的暴力镇压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的反叛情绪就会急剧升高，革命的土壤就比较充分的形成了。其实以上有关革命起源的分析，第三阶段的结构理论已经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解释。第四阶段真正的进展是在对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上。

有关革命的过程，当政权危机、社会分裂、公众反叛的苗头出现时，现政权的反应可能是改革也可能是镇压，甚至两者兼有。但现政权改革的决心与程度和镇压的手段和力度在社会精英和公众观察中都可以证明社会变动的前景，也决定了他们对政权的根本态度。在这样复杂的变动时刻，实际上最具危险性的因素是不管现政权对克服危机采取的是改革还是镇压手段，政权的应对行为常常不能改善危机状况反而使得情况变得更加恶化，所以政权避免革命发生的行为反而经常会直接促成革命的条件更加成熟。这也就是为什么亨廷顿特别指出，对于一个面临危机的政权来说，最危险的其实是当政权试图用改革来解决危机的时候，因为这样做在社会和公众眼里表现出政权示弱的迹象，而且这样做可能会一下子释放出以往积压的反对能量。同时外部环境如战争的可能（包括侵略战争和内战），外部势力不同形式的干涉行为的可能，以及政权对国内少数族群的镇压都会对局势的发展以及是否革命发生造成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精英群体很可能会分裂，即使相当一部分不一定支持革命的精英也会放弃对现政权的忠诚；而那些决定推进激烈变革的精英就会试图用反对现存秩序、支持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来团结反对力量，争取公众支持，动员最大可能广泛的组织和可能掌控的社会资源，造成形势的动荡，推翻现政权取而代之。在这样的反叛精英群体的号召和领导下，广大公众对剧烈变革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当公众不但对政权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不再信任，而且政权疯狂的镇压比如暗杀反对党领导人可能在社会上造成极端的反弹，同时当政权的衰弱已经显而易见，由反对势力组织动员的反叛造成政权的倒台也可以预期的情况下，公众可能急剧转向支持反叛、起义、动乱和革命的发生。在精英集团和组织动员的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关键的。据莱彻曼（Lachmann，1997，73-101）的分析，不同类的精英集团与现政权的关系、对政权的基本态度、以及精英集体中的团结和分裂，具体的某个精英集团与公众动员组织的结构关系决定了革命的直接可能条件和发生的形式。比如单一精英集团（比如军事独裁政权条件下）与现政权的强力组合常常可以减弱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而多元利益精英集团（特别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存在可以提供变革路径的多项选择，革命只是选项之一。不过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支持革命和反对革命力量的分化、重组都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最终结果都不是确定的。大多时候，革命开始造成现政权的倒台只是第一步，而下一步真正决定革命结果的斗争也许才刚刚开始。

所以说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旧政权只是革命过程的初始阶段的完成，革命的真正成果要相当长的历史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比如说，如果反对革命的势力仍然强大或者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革命后的新政权可能面对严酷的内战，而因为反对革命势力的威胁，新政权很有可能大量使用暴力镇压的恐怖手段消灭敌人。所以不仅革命是暴力的而且革命经常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和恐怖行为。这些都对革命后新秩序的最后形成至关重要。同时在革命的同盟者中间内部分化很可能发生，革命阵营中的温和势力和激进势力之间可能开始主导革命结果的争斗。如果是温和阵营占上风，最后的结果也许就是比较包容的民主体制的逐步建立；但如果激进革命力量占了主导，特别是当他们誓言不惜任何代价创建一个新价值观的政治社会秩序、进行彻底的改革时，最后的结果也许是威权或者是专制、独裁政权建立。当然革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也十分重要，而且很多时候影响并领导人们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能贯彻始终，常常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更为彻底、激进的革命观点取代，比如古巴革命开始的意识形态就并非共产主义。外国势力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影响也对革命的最终结果起重要作用，比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革命中，这种影响常常决定了什么样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立。总之，国家危机、精英态度、公众的支持与否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不仅决定了革命的起源和过程，还决定了革命的最终成果。虽然什么样的革命的最后结局是无法预期的，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是可以观察的。比如革命最终建立的政权常常是非常集权和官僚制的，因为新政权往往把推进国家现代化作为首要目标，一定程度的集权是必须的；或者新政权面临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一定程度的暴力专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何时才算革命完成自己的使命很难界定，新政治秩序的巩固有时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对一场革命的最终影响的全面评估有时需要更长的历史时间。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Lipset，1990）在对美国和加拿大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中就创造性的引用发生在两国历史上的美国革命与加拿大反对美国革命的历史事件经验来解释其后两国不同的制度选择、社会结构定型和政治文化的建立与演变。这也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formative event theory）方法的解说。根据他的解说，因为当时在北美殖民地的忠于英皇室的反对美国革命的观念和行为造就了加拿大与美国后来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分野: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英教会传统、更多的集体主义、和政府主导的开发边疆政策。这些有关革命的历史事件的分歧使加拿大后来建构了一个不同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传统。

有关革命的最终结果在社会分层和社会平等上的影响，凯里和克兰（KelleyKlein ，1998，78-90）提出了革命后社会分层和社会平等的假说。首先，激进革命在革命后的短时期内会产生社会平等和减弱财富、地位的继承；同时在短时期内，激进革命对重建社会分层的影响改变了社会分层的基础，更强调了人力资本自身的价值，而减弱了传统势力的影响；但激进革命并不能使最贫困的支持革命人口收益超过那些拥有人力资本和体力资本的人们。从革命后长时期的角度看，农民一般会受益于激进革命；但同样，因为农民和农业的全面经济发展，激进革命也在长期社会结果的角度解放了限制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激进革命从长远看至少创造了农民阶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激进革命长远看也鼓励农民在继承和教育上的不平等；所以总的来说激进革命将在短期内降低社会不平等和继承地位上的不平等，然后如果非农民阶层境况改善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低水平，社会平等情况就会保持稳定；如果农村经济发展则社会平等情况在穷国可能会恶化甚至坏于革命前的水平。这里的关键变量因素实际上包括农民阶级的分层和各社会集团如何享用激进革命后创造的新社会条件，如人力资本情况，和革命后国家如何利用政治手段干涉社会发展。但总的来说，根据党恩（Dunn，1989，22-23）的批判分析，革命的最终成果常常与革命鼓动者的初始愿望相悖，暴力革命最后建立的常常是专制性的政权，因为革命领导者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极端信仰驱使他们走向集权，而革命的单一目的性常常在残酷的现实中牺牲了对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重要的其它价值目标。因此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革命的最终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走向了革命原始目的的反面，比如以消灭阶级差别、社会不平等为目标的革命最后常常会创造新的社会统治阶级和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