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对经典意义上的革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在观察和总结基础上对一般历史经验的概括，但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第一仍没有回答革命为什么发生的中心问题，第二对革命现象的总结仅限于欧洲/西方历史上经典的革命经验。

第二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转向革命作为一种政治暴力行为的解释，研究成果包括几个很有影响的观点。第一种是对革命的政治心理学解释，实际上是对压迫和苦难造成革命的常识观点的延伸和完善，以戴维斯（Davies，1962）和戈尔（Gurr，1970）的研究为代表。这种解释集中在什么样的遭受压迫和苦难的集体心理能导致人们选择极端的反叛方式。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压迫和苦难是一种自己无法克服的宿命时人们会继续忍受比较严酷的压迫和苦难；但当人们相信更好的生活命运是可能的但现实挫折了这种可能，他们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而倾向支持剧烈的变革。所以任何提高了苦难的受压迫者对更好生活的期望但又没有给予他们真正实现这个期望的社会状态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产生革命的土壤。就是说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值升高但社会现实却没有提供真正实现这种期望的条件时人们的集体心理就会变得更不安于现状、更具有挑战性而更可能支持革命性的变革。另外稍早一些的勒庞（Le Bon）的革命心理学研究也非常重要。[7]勒庞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而是试图描绘和解释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大众情感在革命带来的动乱、暴力和恐怖中如何变化加速，特别是革命中暴力和恐怖肆意发生的大众心理根源。勒庞的名言“自由之花并不会因专制制度被替代而绽放”道出了对革命可能带来的暴力专制后果的严肃警告。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当革命没有建立宪政秩序、民主政治时革命的动乱对社会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危害。

第二种解释则集中在对社会制度条件的分析上，以斯麦斯尔（Smelser ，1963）和约翰森（Johnson ，1966）的研究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发现当一个社会内的几个核心子系统如经济、政治、教育等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革命的威胁。但当社会制度中的某个子系统独立发展造成剧烈变化而其它系统仍按照原来的速率运转时社会制度本身的严重失衡就会发生。这时社会制度的失衡就会导致人们失去原来的生活频率而寻求新的价值观和出路。当这种失衡变的非常严重时，那些极端的意识形态就会传播开来挑战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在这种条件下，战争、政权崩溃、饥荒等情况的发生就会直接提供发生革命的可能。

亨廷顿（1968）在其著名的分析现代化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中不但给革命作出一个完整的定义，而且综合了以上两种理论提出了自己对革命这种剧烈、暴力变革为什么发生的解说。他认为现代化要求的教育发展普及和经济增长会增加人们对现代化的预期而且加强人们政治参与的愿望，这些都会导致制度失衡。因为人们对现代化变革的期望和变革的实际发展之间总有落差，这样的落差造成对大众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挫折感从而可能引向暴乱、造反、革命。他还特别区分了西方式革命和东方式革命的不同传动方向:西方革命更代表了传统革命的发生，革命开始于政权的崩溃然后自上而下的革命性社会变革；而东方式革命的表现方式则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反叛集团代表公众对政权的合法性的挑战。他认为现在的革命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现象代表了东方式革命开始成为剧烈的社会变革的主流。

不同于集体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失衡的两种理论试图解释公众的愤怒和对政权的敌对心理是如何发生而且导致他们支持革命，堤利（Tilly ，1978）则着重强调了革命发生的资源组织动员的问题。他发现如果这种集体的反抗心理没有有效的组织和社会资源，公众的愤怒情绪本身很难直接导致革命。他认为公众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其实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政治暴力如革命只有当作为公众愤怒载体的政治集团能够动用足够的社会资源和有效的组织动员才能发生。在他看来，现代化致使公众预期变化、产生对现状的愤怒、制度失衡都会发生，但这都只是革命的可能性，革命为什么真正发生要分析政治资源和组织动员的情况。

总之第二代的对革命的研究已经把对革命解说推进了一大步，但仍然存在着许多未解答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对革命的研究只能从革命的发动者的角度来看革命发生的原因，但实际上许多情况下革命发生源于政权内部的分裂和崩溃，这些集体心理、制度失衡、资源组织动员的分析都没有充分解释作为革命对象的国家政权的内部问题。第二，现代化导致社会变革仅仅是一般规律，但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的经验是不同的，有的发生革命，有的不发生革命，有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有的则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以上三个理论都未能充分解释其中的多样性。

在第二代研究和第三代研究之间，莫尔（Moore ，1966），在吸取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供了也许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影响深远的对民主和专制起源的分析。他从革命缘何发生和不同类的革命导致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果为切入点解释不同的现代政治制度，特别是专制和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莫尔深入全面的比较分析在对革命研究的阶段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比如他专门讨论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路径与形式的选择和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且他的现代化革命的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路径可以决定或影响政治民主还是专制的制度结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现代比较政治学的新篇章。他对德国和日本的自上而下的带反动性的现代化改革导致专制政权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建造民主政体的分析非常有概括性。莫尔的比较研究对有关革命讨论所产生的最大的影响是在他之后，研究者们都同意对革命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国家发生而没有在其它国家发生的解答必须要分析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这也就成为第三阶段研究的中心，结构主义理论研究。

结构主义对革命的分析集中在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Dunn，1989）。首先这些比较研究发现因为社会结构的区别，不同社会内部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显然不同。而革命在某个国家的发生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的聚积:政权弱化、政权和社会精英之间产生分裂甚至冲突、大众反叛。首先不同的国家政权组织在运用社会资源与其它国家竞争的能力是不同的，而这种能力与国家现代化的水平相关。尤其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政权的动员、适应、生存能力受到全方位的挑战。如果国家政权在战争中失败，那其积弱的内部能力就可能引发危机。当一个政权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压力而增强政权资源能力，比如增加税收和政府内部推动改革时很可能就会与传统的精英阶层和公众发生巨大的利益分歧，另外其它重要的国家组织内部的关键集团如军队的作用在政权与精英的冲突中至关重要。根据斯卡波尔（Skacpol ，1979）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深入的比较研究，她发现当与政权产生离心的精英能够运用和动员在国家控制能力之外的社会资源时，精英与政权的冲突的力量对比常常就会倒向反叛的方面。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政权的解体和革命都有可能发生。同时，即便国家内部的外在于政权的精英没有与政权发生重要的利益冲突，但当政权对其内部结构中的某些关键的制度集团的控制出现问题时，或者说政权的内部裙带关系等问题严重弱化了其保持内部团结的核心组织力量时，军队、官僚集团都有可能不再支持现政权甚至其中某些势力可能试图取而代之。这些内部政治结构上出现问题的政权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时尤其危险。但政权倒台和剧烈的变革在危机情况下是经常发生的，不过革命却不一定发生。这主要取决于主导变革的领导人和集团的目的性是什么，如果他们行动的目的只是推翻现政权而没有计划实行彻底的社会变革，那也就是军事政变、政权集团易手，而不是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也就不是革命。

总之如果相当一部分独立于政权之外而且掌握了组织资源的社会精英因为与政权的对立或者试图改进政权面对国际竞争、战争的行为能力而采取对抗行动，革命可能发生。但真正革命的爆发还要伴随着大众的反叛。最典型的革命中的大众反叛有两种形式:农民反叛和城市工人的起义。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由于地主阶级或支持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府对农民的压迫行为和政策。不过并不是最受压迫的农民最可能反叛，常常是最有规模、最有组织能力而且面对开始衰弱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容易反叛。农民自发造反的范围和目标常常是有限的，纯粹的农民革命几乎不存在。农民反叛成为现代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外在政治力量指导和支持。有时农民反叛会与城市工人起义同步，但常常是因为外在的政治组织领导协调的结果。而且与单纯孤立的农民运动不能造就革命一样，单纯孤立的城市工人起义也不是革命。因为通常城市工人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情况恶化，如高失业率和贫困，城市工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改善生活状况而非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只有当大众反叛包括农民造反和工人起义，与国家政权和精英的冲突、国家政权自身的危机相互作用的时候，革命的结构性条件才真正具备。

根据古帝文（Goodwin ，1993，11-37）的总结，第三代结构主义对革命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 approach ）的比较研究范畴。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个角度:国家自主性、国家政权能力、政治机会分析、和社会建构分析。国家自主性角度主要观察代表国家的官僚精英与不同社会集团要求的互动关系，以及政权相对社会来说的独立自主性；而国家政权能力角度主要讨论政权面对各种危机挑战时的能力衰减因为这可以直接造成革命发生的条件；政治机会分析角度则分析社会精英集团和社会组织动员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可能和机会，以及政权可能的反应；社会建构分析角度强调了国家政权的有意或无意的通过其政策行为在社会上促成了变革的舆论基础包括不满、愤怒、和新的社会正义目标，而导致革命的发生。